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曾带王安忆去逛过地坛（见上图）。当然，我们是冲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去的。
与铁生的失之交臂
说起来，我对地坛公园也很熟悉。史铁生说，他前前后后在地坛公园待了15年。从绝对时间来说，我也许没有史铁生在园子里待的时间长，要论去地坛公园的次数，我可能比史铁生还要多。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从河南的一座煤矿被借调到煤炭工业部下属的一家杂志社帮助工作。我那年刚26岁，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坛公园里去锻炼身体。
那时地坛公园不收门票，印象中大门一天到晚都是敞开的。在上午和下午的工间操时间，我会就近到地坛公园转一圈儿。
在这个时间段，史铁生也会待在园子里。我确信我看见过史铁生，但那时他的写作还没有出名，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一个在轮椅上生存、可怜的年轻人。当然，史铁生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两个在地坛公园失之交臂。
直到1986年秋天，我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去雍和宫附近史铁生家所住的平房小院送王安忆给史铁生织的毛衣时，才认识了史铁生。我对史铁生说，我在地坛公园里看见过你。史铁生一点儿都不惊奇，他把我打量了一下，说他对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带王安忆见史铁生
1993年初春，王安忆给我打电话，说她想到北京找一个地方写作，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间房子。
在北京写作期间，王安忆是自我封闭的状态，几乎哪里都不去，天天在房子里写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她，她对我提出，想去看望一个朋友，史铁生。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地坛公园附近搬到了金台路附近的水碓子小区。王安忆借住的和平里离水碓子比较远，她对北京的公交线路又不熟，只能是我带她去。
见到史铁生，王安忆像是终于见到了可以交谈的老朋友一样，两人谈得非常高兴。多是王安忆提问题，史铁生回答。他们谈的多是抽象的、高端的话题，我似懂非懂，只能在一旁听。我记得王安忆说到了《我与地坛》，说好得不得了。史铁生说：“一篇小文章。”王安忆说：“不，是大文章。”此后，我又陪王安忆去过史铁生家两三次。有两次还把史铁生拉到外面，跟莫言、刘震云、王朔等朋友一块儿吃了饭，喝了酒。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来到王安忆写作的住处，对她说：我带您出去转转吧。去地坛公园怎么样？就是史铁生写过的那个地坛。王安忆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说：“好呀，自从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一直想去地坛实地看一看。”
王安忆住的地方离地坛公园有一段距离，步行去有些远，我只好让她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带她去地坛。我本来可以给她借一辆自行车，我们一人骑一辆过去。可王安忆说，她的平衡能力比较差，一直没有学会骑自行车。
我们来到地坛北门，我的计划是，沿着史铁生的足迹（车轮迹），带王安忆把整个公园一处不落地逛一遍。我们走进门上镶有巨大门钉的古老的北大门，就沿着墙内的甬道，从东向西走。
走在斋宫西边的那条小路上，我对王安忆说，史铁生所写的那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就是天天在这条路上练习长跑。对于我喋喋不休的介绍，王安忆几乎没什么回应，她好像处于对《我与地坛》所描绘的情景的回忆之中。
铁生能上来就好了
我们来到位于地坛中央的方泽坛。史铁生每次去地坛，都能看到方泽坛。因祭坛高筑，四周都有台阶，史铁生的轮椅摇不上去，他只能对神圣的祭坛遥望一下。我和王安忆的身体都没问题，登上坛顶。我对王安忆建议：“咱们替史铁生上去看看吧。”
我们登上几百平方米、正方形的石砌坛顶，王安忆向四周望了望，说：“铁生要是能上来看看就好了。”我说：“在以前，这里可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登临的地方。从坛南走下台阶，再往南走，绕过一座殿堂式的黄瓦建筑，就是地坛公园的南门。”我把南门的牌楼指给王安忆说：“铁生以前每天就是从这里来地坛的。”王安忆向南门的方向望着，像是在想象史铁生摇着轮椅进南门的样子，说：“铁生的家搬得那么远，想来地坛恐怕就不容易了。”
祭坛的南面和东面，就是史铁生在文章里反复写过的古老的柏树林。那些柏树的树龄大都在二三百年之上，树干遒劲，皲裂，树冠黑苍苍的，树林里弥漫着一种柏树壳子特有的香气。
最后，我和王安忆来到了地坛的东北角，那里就是史铁生文章中所写的“野草荒藤”长得最茂盛的地方，就是史铁生经常藏身读书和写作的地方，也是他母亲找不到他的地方。王安忆认为，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母亲的那一节，是最让人痛彻心扉的章节，铁生的母亲太痛苦了，也太伟大了。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