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家里人讲，我爷爷杨靖宇最后一次与家人告别，是在1928年的一个春日。一天，他悄悄回到家里，对我的奶奶郭莲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这个家就交给你了。”那时候，我的父亲还不到两岁，我的姑姑出生才五天。爷爷临走时，奶奶拉着他的手说：“女儿已经出生五天了，还没起名字，你给她起个名字吧。”爷爷想了想，说：“就叫‘躲’吧。” 奶奶愣了一下，问：“是花朵的‘朵’吗？”爷爷摇摇头，说：“是躲藏的‘躲’。”爷爷给姑姑起名“躲”，寓意当时家人只能东躲西藏、艰难求生。奶奶怎么也想不到，这匆匆一面，竟成了永别。从那以后，家里人就和爷爷失去了所有联系。
临走时，爷爷把他在开封上学时的唯一一张照片留给了家人，这张照片也成了爷爷与家人之间唯一的信物。奶奶为了保存这张照片，在逃难途中，把它缝在了姑姑穿的棉衣夹层里。
我的太奶奶，也就是爷爷的母亲，在爷爷走后，每次思念儿子，就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日子久了，太奶奶哭瞎了双眼，在1936年就离开了人世。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奶奶郭莲又被反动派毒打，最终伤重离世。临终前，奶奶把父亲和姑姑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记着，你们的父亲叫马尚德，如果能找到他，告诉他，我对不住他，没能等他回来。”可奶奶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牺牲在了东北抗日战场上。
河南快要解放的时候，18岁的父亲牵着17岁的姑姑，怀揣着那张已经磨得发亮的照片，四处寻找他们的父亲，可始终没有音信。
直到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我的父亲和姑姑。1953年，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我父亲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可那是被浸泡在玻璃瓶里、已保存了多年的头颅标本。当父亲和姑姑得知爷爷牺牲前的惨烈情景时，一家人跪在地上，对着标本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这是自1928年爷爷离开家乡后，父子之间的第一次“重逢”。
（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