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辜鸿铭并不讨人喜欢，有时甚至惹人厌烦，但绝不乏味。他身上带着一种“狡智”的魔力，兼具崇高与荒诞，让人既想远离，又忍不住想一窥究竟——这也正是最初吸引我的地方。追随他的足迹，我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到爱丁堡、莱比锡，再到湖北、上海，又延伸到日本……他仿佛打开一扇扇门，引领我们走进那一个个东西方交汇的纷繁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魏玛时期的德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大正年间的日本……由此，辜鸿铭的存在不仅反映出中国近代史的复杂面貌，更把变幻中的近代中国与世界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史的脉络里，辜鸿铭身上那种“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恰恰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关于东西方文明、宗教与精神性的全球论辩中，他始终散发着一种持久的吸引力，兼具现代性、世界性与普遍意义。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至今仍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依然可以跨越学术藩篱，走入公众视野。
无论是对于百年前处于危急时刻的清王朝，还是对于充满纷乱与焦虑的当今世界，辜鸿铭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他者”。这样一位成长于混杂环境、拥有多重身份的海外华人，如何在夹缝与冲突中构建自己的“中国性”，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言人？
常常有人问：在现今研究这样一位百年前被认为“保守反动”的怪人，意义何在？当前世界正经历新的地缘政治重构，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我看来，回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扩张、清朝解体的历史转折点，辜鸿铭所苦苦追问的，恰恰是我们至今仍在面对的根本议题：如何让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东西方文明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在普遍价值的宣称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又该如何求得平衡？
吊诡的是，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执著信念，恰恰源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深刻了解与最终反叛，也源于他“外来者”的边缘身份。他对世界持开放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极矣！”或许，这种在冲突中寻求理解、在对话中确立自我的精神，才是“中国人的精神”对今日这个大变局时代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