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7月28日，大地震颤。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几乎化为废墟。那天，37岁的急救医生李宗浩是北京急救站总值班，随后，他又奔赴一线，执行现场救灾中最重要的环节——检伤分类。面对伤员，这位年轻医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彻骨的无力感。正是这种无力感，驱动他奔走呼吁，最终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医疗急救中心，促成了全国统一的“120”急救电话的启用。
地震中的北京一夜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北京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大街63号，一座平房小院在“咯咯”的巨响中猛烈颤抖起来。唐山大地震当晚，这里是北京市唯一的急救机构。
1950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成立了一个“急救组”，只有几位医生护士和三辆旧美国军用救护车。到1976年，急救站的条件仍十分简陋，只有十几辆破旧的国产救护车，每辆车内仅配一副帆布担架；急救站的二十几名医生、护士分成4个组轮流值班，接听整个北京仅有的一部紧急呼救电话555678。
地震过后，急救电话此起彼伏地打进来，老旧房屋倒塌的受伤者、惊恐发作的心脏病老人……但很多求助都在占线音中落空了。即便是能打进来的幸运者，6辆救护车的运力也是杯水车薪。
28日清晨，已经24小时无眠的李宗浩又主动留下来，加入到下一个24小时的急救中。
50年后，回忆起这一夜时，87岁的李宗浩说：“急救站的窘境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中国没有现代化的急救系统。”
本不应截瘫的伤者
在急救站连续工作48小时后，李宗浩接到上级命令，被派往救护唐山伤员的“司令部”——北京远郊一个至关重要的铁路枢纽。
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极度缺乏睡眠的环境下，李宗浩必须在数分钟内判定伤情，快速判断谁最需要优先救治、谁可以等待、谁已经没有抢救价值，并做出留京手术、转送全国、就地观察的决定。
最让这位年轻医生心碎的，是那些截瘫伤员。这些截瘫者，并不都是地震直接造成的。地震容易造成脊柱骨折、脱位，如果悉心照顾，可以恢复。倘若患者在废墟中被热心却缺乏医学常识的救援人员“拽”出来，或者在转运过程中过于颠簸，都会造成无可逆转的脊髓损伤，酿成终身瘫痪。
1996年，在李宗浩主持的“纪念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救援医学报告会”上，当年的幸存者、高位截瘫的女护士张胜兰，含泪说出了一段让全场肃静的真相：
地震前，张胜兰就曾护理过一位19岁的年轻战士。小战士在挖防空洞时砸伤了腰，连长和指导员心急如焚，一人抬肩、一人抬腿，只用了十分钟就把他抬到了急救室。可正是这种看似迅速的“对折式”搬运，导致小战士原本只是轻度挫伤的脊髓彻底横断，终身截瘫。
张胜兰自己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地震中，她颈椎受伤陷入昏迷，家人冒着余震把她从窗口硬拉出来，用一辆没有采取任何固定措施的卡车，路上剧烈颠簸了整整八十多公里。到了医院，一位外科医生盲目认为她是颈椎错位，蹲在她的头前，让人压住她的双腿，用双手托住她的下颌用力往上拉，并左右晃动。从此张胜兰再也没能站起来。
2001年，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立，李宗浩参与了队伍的医学培训工作，对预防截瘫千叮咛万嘱咐。“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截瘫的发生都大幅度减少了，这就是文明阳光的力量。”
贷款变赠款
从救灾一线回到北京，李宗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北京急救太落后了，我们再也不能让病人靠平板三轮拉到医院了！”在每一次向市政府和卫生局的汇报中，李宗浩总是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
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急救工作会议。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西安、沈阳、杭州等地的急救站站长齐聚一堂，会后由李宗浩执笔起草了《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见》，于同年10月以卫生部名义发布。
1982年，意大利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笔十亿美元的低息政府贷款，时任国家外经贸部外资局局长的李岚清亲自主持这笔资金的全国项目分配谈判。
卫生局党委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任命李宗浩这位没有任何行政官职的普通医生，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当时，北京市给李宗浩草拟的预算方案是：争取申请到18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
谈判中，意方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打开中国市场，让菲亚特的救护车在中国的道路上奔跑。而李宗浩要的不是几十辆救护车，而是一套完整的现代化急救体系。
第一天的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清晨，李宗浩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谈判大楼，在谈判间门口遇到了一位意大利女士尼克莱特·马奇。在20世纪80年代初，尼克莱特曾因主演电影《不是为了爱情》而被中国观众熟知。此前，李宗浩与她偶然结识，相谈甚欢。此刻她是意大利政府请来的翻译。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尼克莱特的帮助下，第二天谈判的气氛截然不同。谈判高潮时，李宗浩做了一个即兴发言：
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一名医生。但我认为政府间的合作建立医院的项目是很有意义的。美国人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人建了友谊医院，日本人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贵国政府如果帮助我们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其意义远比建立一所、两所医院大。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急救网络体系。我们谈的这个项目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是开创性的。建成之后，其他城市很快也会照此模式仿效。到那时，贵国的菲亚特救护车奔驰在北京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成为两国人民友谊地久天长的见证！我想，诸位的功绩并不会低于贵国历史上的马可·波罗！
尼克莱特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将这段话译出。谈判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意方主谈人先打破了沉默，他用英语直接说：“我很欣赏你刚才讲的这番话。你不仅是医生，也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我完全赞同你关于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判断。但我不明白的是，180万美元要建设中国首都如此规模的一个现代化急救中心，远远不够。我认为你们至少需要800万美元。意大利政府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首都建成一个非常现代化、有影响力的急救中心。”这个反转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李宗浩自己。而且，对方暗示这可能不是贷款而是赠款。
中意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项目自此迈入了快车道。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门破土动工了。1988年3月，前门西大街103号，一座现代化白色大楼投入运转，全国统一的急救呼救号码“120”也在这里正式开通。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