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唱戏。家里的老人都清楚地记得，一有亲戚、朋友来访，就要高喊：“大头（这是我的外号），唱一出！”而我唱的竟然是京剧里的“黑头”。尽管七八十年后的今天，“黑头”的唱词我一句也记不得了，却留下了我多少有些嘶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
1948年，我刚刚9岁，就跟随母亲到了上海，准备与父亲在广州会合，再去台湾。母亲的父亲项兰生、弟弟项叔翔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者。在他们的说服下，母亲决定留在大陆，于1949年又回到了南京。正是在1948年至1949年间，我获得了一次“大表演”的机会。先是参加1948年上海小学生演讲比赛，获得了全市第三名。因此受到了上海戏剧界、电影界的注意，安排我加入宋庆龄主办的少年儿童剧团，上海一解放，就随团参加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接着在1949年拍电影《三毛流浪记》时，就吸收我扮演一个群众角色，只有一个镜头：在混乱中一个“大头”放声大哭（见图①）。摄制组看中的其实就是我的“大头”，但不知为什么，竟把我列入了正式演员的名单。
回到南京，继续读小学，又赶上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成立。南京团市委要在我所在的南京师大附小做建队实验，提出要试行大队长竞选。我的演说、表演的才能又得到一次发挥的机会，十分顺利地战胜了竞选对手，成为南京市第一个少先队大队长。几次全市集会我都要公开演讲，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请我去朗诵表演。
我不仅自己表演，还成为南师附小学校戏剧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我自编、自导、自演了儿童剧《一群流浪儿》。当时南师附小正在创办社会流浪儿小学校，由我担任“校长”。我就利用这一机会，带着一群真的社会流浪儿参加演出。
考上南师附中以后，我在高中毕业时，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长大了做什么》。我也在全校演讲比赛中，以“我要做一个儿童文学家”为题，得到了第一名。我因此决定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准备大学毕业当一名《中国少年报》记者，积累生活，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写儿童剧。
但真的进入北京大学，我就发现自己是不适合文学创作的：我的理性概括能力太强，而且喜欢做大判断，许多作为文学基本要素的细节都被我淡化、遗忘了。到今天，好些学者对我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多有不满，原因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历史细节都被我“概括”掉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只有暂时脱离戏剧表演兴趣：我需要寻找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活动和戏剧表演天性之间新的契合点。
1978年，我考回北大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担任王瑶先生助手，终于获得了从事学术研究，进行大学教学的历史机遇。我也由此开始了将学术、大学教育与自己的戏剧表演天性相契合的自觉实验。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参与、推动了话剧《蔡元培》的编导、演出的组织工作。
剧本专门写了“雄辩”一场戏，主要由我执笔。背后隐含着对蔡元培的不同认知与期待：或者把蔡元培视为“高大的先人”，希望“回到蔡元培那里去”；或者更关注“一个伟人在历史中的内心世界”，“注意挖掘老校长的孤独、寂寞感”，如实反映先驱者思想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路”。
《蔡元培》话剧的演出，在北大师生、校友，以及社会上产生出乎意料的巨大影响。 （据《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