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心目中，文人往往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日三餐也吃不了多少。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臆断，比如说现当代有不少作家，他们的饭量说出来能让人惊掉下巴。
先说鲁迅吧。1912年12月21日，鲁迅日记记载，“晚烹两鸡并面食之，以为晚食”。一顿吃两只鸡，还有面，对身材矮小的鲁迅来说，令人难以置信。当然那时他刚刚三十岁出头的年纪，吃得下也受得了。
朱自清身高不足一米六，年轻时还比较胖，但后来越来越瘦，最瘦的时候仅七十多斤。就是这样瘦弱，饭量却超乎旁人。如1940年年初，在一个朋友家吃午饭，朱自清一共吃了七个馒头，再次导致胃病发作。
郁达夫和胡适的身高都在一米七左右。郁达夫向来体弱多病，但食量可不小，妻子王映霞曾说他一餐可以吃一斤重的甲鱼或一只童子鸡。胡适也有一副好胃口，连续不停地大吃大喝也不会消化不良。徐志摩曾经感慨说，他最羡慕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梁实秋属于天生爱吃的那种人。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到了北京东站一下车，时已过午，料想家里已经吃过午饭，就直奔煤市街致美斋去吃爆肚，那是他在海外三年做梦都想吃的美味。他独自一人，一口气点了三份爆肚，油爆的、盐爆的、汤爆的，三种做法各一盘，嚼得他牙都酸了，然后一个清油饼加烩鸡丝，还喝了不少酒。这顿饭，梁实秋引以为“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余年犹不能忘”。而据说在清华读书期间，他曾经一顿吃下三大碗炸酱面，也能一顿干掉十二个馒头。如此毫不节制地摄入高碳水食物，也许是他后来血糖严重偏高的重要原因。
梁实秋能吃三大碗面，林语堂则能吃三大碗饭，假如有香菇炖鸡这样可口的下饭菜。他还喜欢在半夜起来吃东西，不吃饱恐怕睡不着。有一次，他觉着肚子饿，从床上爬起来煎了五个鸡蛋，又吃了两片脆饼。林语堂在《论肚子》一文中开门见山：“凡是动物便有一个叫作肚子的无底洞。这无底洞曾影响了我们整个文明。”他还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说：“中国人的对于饮食，当其围桌而坐，无不尽量饱餐。凡属重大菜肴，像全鸭，往往在上了十二三道别样的菜以后，始姗姗上席，其实光是全鸭这一道菜，也就够任何人吃个饱畅。”
当代作家莫言的饭量跟梁实秋有得一比。莫言从小家里穷，越是穷还越是能吃，看到人家能吃上白白胖胖的饺子，心中暗暗羡慕不已。不过家里再穷，过年还是能大吃几顿的，而且年夜饭的水饺比较特别——其中几个水饺的馅里包进了硬币，吃到带钱的饺子，来年会大吉大利。莫言自述：“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究竟吃了多少，莫言未曾明言，但他说过，有一年，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他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而莫言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
后来莫言参军入伍了，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了。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后，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勉强管住了嘴。如果不是心存顾虑，再吃几个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若说民国文坛最强“大胃王”，却另有其人，他就是南社社员苏曼殊。苏曼殊性情单纯，有时为了吃简直到了任性的地步。
范烟桥是吴江人，他在吴中温家岸买了一所大房子，经常邀请同道好友来此小聚。有一天，家里做了家乡土产麦芽塌饼招待客人，范烟桥指着这些香甜可口的饼说：“这是苏曼殊喜欢吃的，他一顿能吃十几个。”
范烟桥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某日，诗人柳亚子送给苏曼殊二十个芋头饼，过了一会儿柳亚子再过来时，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柳亚子觉得奇怪，苏曼殊指指肚子，二十个饼已经悉数收入其中，而他也给撑得躺在床上直不起腰了。还有一回，苏曼殊跟人打赌一顿吃六十个肉包子，吃到五十个的时候，腹部大胀，向上翻白眼。有人好意劝他别再吃了，结果他一怒之下跟人家打了起来。苏曼殊如此胡吃海喝，最后也是酿成重症，年仅三十四岁便撒手人寰，实在可惜。
（摘自《假如文豪做吃播》 成健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