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7日，我在拉萨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宿白先生。临来之前，杨新副院长特地告诉我，这次宿白先生正好也到西藏考察，让我一定抓住机会好好跟先生学学佛教考古。当时，我来故宫工作已两年多，负责故宫宗教文物，主要是藏传佛教文物的库房保管工作，早就知道宿先生是北大著名教授、考古学界的泰斗，高山仰止，没想到能在拉萨认识先生。
第一次见面
那天我在拉萨宾馆第一次见到宿先生。
记得先生穿着一身整洁的灰中山装，腰杆挺直，精神抖擞，说话略带沈阳口音，和蔼可亲。先生告诉我，他1959年参加过文化部组织的调查组进藏调查，这次是第二次进藏。
8月14日上午，我们从拉萨出发去山南，宿先生坐副驾驶位子，我和旺堆主任坐后排。旺堆不仅是文物部门领导，还是一位优秀的西藏文物考古专家。一路上，旺堆兴致勃勃地介绍山南沿途的寺庙文物古迹。先生不时询问旺堆哪座寺庙、哪座佛塔现况如何。他说第一次进藏时条件艰苦，坐着大卡车从青海进藏，走了快一个月才到拉萨。调查了拉萨、山南、日喀则不少地方，跑了半年多，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文物调查。
他说胶卷宝贵
每到一处寺院，先生就拿出当年的笔记本，开始仔细观察建筑文物情况，核对当年的记录，补充新的发现。我对先生的笔记本很好奇，问：“您这本子里都记了什么宝贝啊？”先生说：“你自己看吧。”随手把本子递给我，我一看本子是有年头了，不大的灰皮本，纸色泛黄，字迹已稍有模糊，但还能看清，全用铅笔写，字不大，密密麻麻、工工整整，还有插画和大量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建筑构件图、文物外形图，完全手绘素描，比例准确，线条流畅自然。先生告诉我，考古报告必须画图，每件都画成墨线图，才可归类分析。
先生交代我的任务是拍照，他在需要拍照的地方提示我拍什么部位。刚开始那两天，我说给他拍几张工作照留个纪念吧。出乎我的意料，先生不让拍，他说胶卷宝贵，别拍人物、风景，还是留着多拍建筑文物吧。
现在想起来就遗憾不已，没有留下一张先生的工作照。但他紧张工作的情形却印在我心里：静默不语，全神贯注，时而仰观，时而俯察，或驻足在梁柱、佛像、壁画前在笔记本上写画。还记得一个细节，先生习惯用带橡皮头铅笔，我还在泽当镇上走了几家商店为先生买这种铅笔。
在20天时间里，结合西藏寺院建筑实际，我亲聆先生的教导，真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物的特点有了感性认识，学到了一些佛教寺院考古的基础知识。虽然来去匆匆，走马看花，但由于有先生的指点，许多寺院文物遗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先生站在车站牌下等我
1996年，先生的大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这部著作近3万字，398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和历史文化价值，是西藏历史考古的奠基之作。
记得在拉萨时，有一天，先生让我和他一起逛逛书店，走进拉萨新华书店，我挑了三本书，先生则把书架上十多部汉译藏文古籍一本不落地全买了，捆了一大捆自己背回宾馆，还不让我帮忙。当时先生66岁，我37岁，和先生一起出门时，我总想帮他背个包，他一次也没给我机会。
在西藏那些日子，我和先生住一个房间，每天晚上见先生在仔细研读这些汉译藏文古籍。藏文古籍充斥着佛教神话，先生能从中披沙拣金找出考古证据，这种掌握、运用文献的功力令人佩服。
先生对自己撰写的艰辛过程寥寥数语带过。记得有一年夏天，天特别热，我去先生家探望，正赶上先生在工作，只见一面墙上贴满大小图表，先生在一张张核对，穿着背心，汗流浃背。那年先生都七十多岁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想去先生家探望，和他电话联系，与每回一样，先生说：“好啊，什么时间来？”他还告诉我刚搬进蓝旗营新居，让我记下新居地址和下车的公交站。那天上午，我按时乘车到蓝旗营站准备下车，车快进站时，看见先生站在车站牌下向车来的方向张望，显然是在等我。见了先生面，我说：“还让您老远出来接我，太不好意思了。”他说：“你第一次来，新楼门不好找，我迎迎你。”那天中午，我们在先生家马路对面的一家快餐店吃了一顿快餐，相谈甚欢。
转瞬之间，30年过去了，先生在蓝旗营站牌下接我的情形，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据《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