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时，我还是个少年，随着父母、哥哥、姐姐去逛故宫。票价银圆一元，是按照颐和园票价先例定的。当时的宫殿是溥仪出宫时现场的原状：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日历），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
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一尺多高的瓷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着指挥刀的军官，还有猎人等。桌上有各式大座钟和金枝、翠叶、宝石果的盆景。洋式木器和中式古代木器掺杂在一起，洋式铁床在前窗下，落地罩木炕靠着后檐墙。古铜器的旁边摆着大喇叭式的留声机，宝座左右放着男女自行车。
中路乾清宫、坤宁宫都开着门，允许走进去，但三面拦着绳子，只能立在当中往左右看。乾清宫东西庑有几间开着门，那是陈列室，但看得出还有些原陈设家具（并非陈列品）保留在原处。
皇宫总算是全部开放了。当时我刚12岁，但也知道这里原是皇宫，过去百姓是不能进来的，今天不但能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遍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几年之后，我又来过故宫一次，是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的年月里。我记得还买到了故宫编印的《掌故丛编》。当时我已经是中学生，能够阅读这样的期刊了。其中的“圣祖谕旨”那一栏目，第一次使我知道皇帝的谕旨中也有生动的家常白话，内容都是康熙亲征噶尔丹时从漠北寄回北京的谕旨。书中还有乾隆时英吉利国王派使臣马戛尔尼来朝觐的档案。我后来分析，这些史料能够让中学生感兴趣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我国在世界上居于弱国的地位，而这两部分史料所记录的都是我国强盛时期的口气和语言。
北伐以后、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年之内，故宫博物院有了变化，我这个参观者的文化程度比过去也提高了一点，对于陈列的文物开始喜欢看了。故宫博物院的票价由一元降到五角，轮流开放内东路、外东路、内西路、外西路，中路则每日都开放。钟粹宫开辟为书画陈列室，还有景阳宫瓷器陈列室、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承乾宫珐琅彩瓷器陈列室、咸福宫乾隆御赏物陈列室以及其他一些陈列室。
从这个时期开始，故宫博物院有了内部优待赠券。我的哥哥朱家济和庄尚严、傅振伦、张庭济等一些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我的父亲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所以我有赠券，可以常来故宫。当时最吸引我的是钟粹宫陈列的书画，那时每月更换陈列品二次。当时，专门委员会每周开鉴定会，每星期一故宫博物院派人送一份审查书画碑帖的目录给父亲，这等于给我一个预习的机会。
父亲每次开审查会回来，对着目录告诉我，某件真，某件假，某件真而不精，某件假但笔墨还好，某件题跋真而本幅假，某件本幅真而某人题跋假等审查意见。我的哥哥朱家济和杨宗荣两人是专管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工作人员，每次更换陈列品，哥哥总先告诉我，这次更换的有哪些名画。因为有这种机缘，所以故宫当时所展出的《石渠宝笈》著录的精品，我都有幸观赏过。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编印发行的《故宫周刊》《故宫》（月刊），还有许多单行本影印的书法名画，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读物。
此后，日寇大举入犯我国，古物南迁，故宫博物院内冷冷清清，我就没有再去。1943年，故宫博物院保存在贵州安顺的一部分文物于重庆中央图书馆临时展览时，我参加了该项工作，那些书法名画又得以寓目一次。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马衡院长派我在古物馆工作。从此，我就不再是参观者了。
（摘自《故宫退食录》［增补本］ 朱家溍著 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