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也太省事了”
我知道林斤澜先生是很早的事了，从喜欢文学时就读过他的小说。认识林斤澜先生是因为他的女儿林布谷。我做文学编辑的日子里，聚会聊天多。一次在郭大公家的聚会中，认识了浓眉大眼、性格开朗的林布谷。我问她的名字怎么是个鸟名，她说是她爸起的。我说你爸这么田园风光吗，她说她爸随口起的。我当时还傻傻冒了一句：“你爸也太省事了。”聊到最后才知道她爸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林斤澜，生下女儿那年正巧有一个作品集《布谷》问世，想必老人家以此取名纪念。
上世纪80年代初，文学最先滋芽，尤其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一般，每天都给人惊喜。今天公众熟悉的大作家们当年都是靠短篇小说一炮或几炮而红的。至于他们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反倒像成名后的强弩之末，鲜有耀眼的成就。
当时北京文坛乃至全国文坛上有两位作家钟情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被誉为“文坛双璧”，一位是汪曾祺先生，一位是林斤澜先生，两个人小说成就斐然。追溯起来，两位作家都不是北京土著，前者江苏高邮人，后者浙江温州人，自解放初调入北京，在此度过后半生，我一直误以为他们两位都是地道北京人。
“远看赵丹，近看孙道临”
我是靠写小说出道的。那时我的运气真好，没写几篇小说就发表了，发表后立刻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进入文人队伍。我调入出版社后，正值文学大潮涌来，每天工作繁忙，待阅的来稿堆积如山，自己就没有多少时间写作了。我自打在出版社上班起，从不敢怠慢，工作为先。这样我就很少写小说了，前前后后只发表了几十篇小说，迅速淹没在文学大潮中。自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当编辑看见好的小说太多，自愧不如，知己长不如知己短，我就渐渐地放弃了小说的写作，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我终归写过一些小说。
1988年，我的小说集《记忆的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家出版社审时度势，连续几年编辑“文学新星丛书”，我们这一辑进选了五位作家，刘震云、我、陈染、吴滨、池莉。这本小说集也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所以格外珍惜。
出于职业习惯，我希望找个大作家或评论家为我的书作序。由于这是短篇小说集，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林斤澜先生。于是我向林布谷羞羞答答地表达了这层意思。林布谷痛快地答应下来，说：“去我家，找老头儿去。”
林布谷有个昵称——大鸟，也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这样称呼她。她比我小两岁，算是同龄人。我们这代人独生子女很少，布谷却是独生女。按说独生女一般娇生惯养，可她完全一副北京大妞的样儿，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我就不记得她有犹豫的表情。其实女孩大大咧咧更容易让人喜欢，工于算计的女孩总让人敬而远之。
我俩约了日子，她带我去了她西便门的家。我不记得我是否带了礼物。一进门，布谷就大呼小叫地喊：“爸，《青年文学》编辑马未都来了。”我估计林斤澜先生只知道《青年文学》，不会知道我。要不是布谷事先介绍了我，我会更尴尬。上世纪80年代，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新作家出现，每年都有无数佳作面世。我写的那几篇小说就是菜市场摊上的几条小鱼，说有就有，说没有谁也不记得看见过。
尽管我和布谷熟，但在长辈面前仍很拘束。我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拘谨地跟大作家林斤澜聊了起来。布谷则忙着端茶倒水，准备饭菜。林斤澜先生毛衣半敞，浓茶一杯，东一句西一句问这问那，这让我慢慢放松了下来。
林斤澜先生是温州人，讲一口温州话，如果他用温州话写作，估计读者会如堕五里雾中。温州方言是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几乎与普通话没有关联，所以温州人的普通话反而讲得很好。我认识好几位温州人当了播音员，字正腔圆。
林斤澜先生说话声不大，慢条斯理，没有任何口音，一张口就是北京人，北京作协副主席不是北京人不是有些怪吗？他以一个长者的态度问我的过往，我一五一十地诉说着。先生说，你们这代人的经历实际差不多，看见的天地只有一层。这话我没敢追问，直到几十年后才恍然大悟，我和布谷都是50年代生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林斤澜先生相貌周正，在业内有“远看赵丹，近看孙道临”之誉。仔细琢磨一下，这形象的评价极其准确。林斤澜年轻时（见上图）的确如赵丹的眉眼，中年以后又有孙道临的韵味。一个作家，兼获两个大演员的风采，这在作家领域中独此一人。
我脸皮薄，这辈子很少求人。每次求人对我都是历练。那天如果不是布谷在一旁替我说话，估计临出门我都未必敢提出让先生为我的小说集作序。他老人家看看我，又看看他女儿，一口应允下来，说：“我得先看看作品。”至此，我已经欣然自喜了，忙不迭地点头告辞，布谷要留我一起吃饭，我心里想吃饭容易露出马脚，也不敢造次，生怕吃个饭露个怯，再把序丢了。于是千恩万谢下楼走人。林斤澜先生送我至门口，布谷随我下了楼，说：“你放心吧。”
温州出了大作家
林斤澜先生在文坛上有“短篇圣手”之誉，在短篇小说风靡的年代，这称谓乃神一般的存在。短篇小说有其特殊结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写容易，可写好很难。先生对小说的优劣评价有他的标准：第一是文字，第二是艺术感觉，第三是想象力。他有一本文论集《小说说小》，从中很能看清他的文学主张。很多作家写了一辈子短篇小说也没摸到过文学脉搏，所以写不好作品。
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幻万千，百年来潮起潮涌，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英都有一份传奇。林斤澜先生生于温州，15岁走出家乡参加革命，27岁时进北京入文联，曾给老舍先生当过助手，一生笔耕不辍，晚年的作品形成了冷峻、深沉、尖刻的风格，被称为怪味小说。老舍当年就看好林斤澜和汪曾祺，姜还是老的辣，慧眼识珠必须有一双慧眼，继而才有后来的“文坛双璧”。
文学重新兴盛的那些年，作家被陆续安排出国访问。访欧，法国必是一站；去法国，巴黎必定是重点。有一年，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法国访问，法国温州商会听说团长林斤澜居然是老乡，还听说他是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法国的温州人奔走相告，我们温州居然出了这么大一个作家，谁还敢看不起我们？据说法国有20万温州人，都以经商为业，吃苦耐劳，突然来了个国家级的作家代表团，团长居然是温州人，这得多给温州人长脸啊！于是，温州商会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大作家林斤澜一行。
那场宴会是在法国的温州人最扬眉吐气的一次。林斤澜先生用家乡话向大家问好，现场欢呼声一片。可以想见，一向被人另眼看待的温州商人在巴黎看见亲人、听见乡音的那一刻是多么心潮澎湃啊。那一天也注定是林斤澜先生走出家乡后的高光时刻。
后来布谷将林斤澜先生的手稿给了我。我拿着手稿看了又看，先生字迹清秀，工工整整，让我领略了大家做事的风范。再后来书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小说集，绿色朴素的封面，“林斤澜”三字赫然印在篇首。长者提携后辈的诚恳期望，序言中真挚地“谨祝永往不倦”。一辈子与文学打交道的大作家希望年青一代不断进步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所有这些让我感动。可惜我不争气，日后没有再写小说，而是沉溺于玩物丧志——研究文物去了，从此改变了生活轨迹。
（摘自《背影3》 马未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