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的一天，天下着小雨，我接到陈忠实老师的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
陈老师一个人在家，他说长篇小说《白鹿原》基本写好了，过几天《当代》编辑部来人拿稿子，想叫我帮忙复印一套，原稿交编辑部审阅，复印稿想找几个评论家先看看。
我说我认识半坡“文化复印社”的李广文，找他复印就行了。我翻看稿子，是《延河》杂志每页300字的黑线稿纸，钢笔字很流畅，十分工整，几页才有个别字改一下。随后，我问这是第几稿，陈老师说这是第二稿。我惊讶得很，说：“第二稿就成了？”陈老师说：“这是第一稿。”随手递给我一个黑色硬皮本，比较厚、比较大的那种，说：“第一稿在这个本子上，理思路，拉提纲，第二稿就写在稿纸上了。”
我问陈老师：“你一个人在老家写作，吃饭怎么办？”他说：“家属有时从城里蒸馍、压些面送回来，早上村里有人送一斤羊奶，我泡个蒸馍一吃就是早饭。”我还问：“你是晚上写还是早上写？”他说：“晚上不能写，容易失眠。一般是早上写作，中午稍睡一会儿，下午就出去转一转，跟乡党说闲话。”
我走时，陈老师找来一个布兜儿，就是那时家家户户自制的提兜儿，用布扎成一个口袋儿，系上两条提绳儿。他把稿子装在布兜儿里，说余下的几章还没有改完，改完了再说。我提着布兜儿要走了，陈老师把我送出门，说：“不要对任何人说这是我的小说。”我说：“知道，知道。”临别他又郑重地说：“我把命交给了你。”我说：“你放心，你放心。”
晚上，我在家里坐立不安，考虑把稿子放在啥地方才安全。把陈老师的手稿放家里，万一失火了咋办？白天都上班了，遭小偷了咋办？小偷不知道这稿子的价值，万一偷走毁坏了咋办……一有闪失，陈老师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写出与原稿一模一样的小说。思来想去，我想到与我同一层楼办公的区人事局王利民的办公室有存档案的铁皮柜，平时能上锁，据说也能防火。
第二天一早，我上班时提着那个布兜儿，找到王利民说：“把我这个包包放在你柜子里，锁上。”王利民说“行”，就放进去锁上了。
后来，我把手稿和复印件送给陈老师时。一见面，他就问我：“没看咋样？”我说：“厉害，很有历史感。”此后不长时间，再见到陈老师，他说：“拿稿子的年轻编辑连夜在火车上看完了，给我打电话，说好着呢，下来按规定送审。” （据《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