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先是在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0年认识了林徽因和她的父亲，大约也是在此前后开始写诗的，他可能很早就爱慕上了林徽因。1921年，他也是在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的帮助下，进入剑桥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之后，写作遂成为常态。回国后，192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仅就这个时间看，他属于新诗诞生之后的“第二拨”诗人。
第一拨是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北大帮”的白话新诗派。老实讲，他们只是“创建”了新诗，属聊胜于无，就文本的诗意而言，可用“粗浅”和“寡淡”来形容。唯有第二拨留日的郭沫若，留英美的闻一多、徐志摩，才真正给了新诗以文体和审美方面一个存在的理由。经由他们的创作，新诗才有了基本的形式感，有了歌的性质，吟咏的味道，有了修辞、色彩、意象和韵律等要素，一句话，有了真正的“诗意”。
在此过程中，徐志摩因为近距离接受了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新诗的代表人物。至少他使新诗“补上”了浪漫主义这一课。徐志摩正是以此跻身中国现代诗人之中并不多见的代表性人物的行列。他创造出了一种抒情而又松弛的、华美而又富有质感的、绅士味而又书卷气的、歌咏而又有叙事性的，表现力空前的语言。
这对于新诗的立足与发展，是不是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参与了“新诗的创格”，因为他的出现，早期新诗语言的粗浅而乏味的幼稚病得以矫正，新诗变成了有吸引力和有魅力的艺术形式。这一点，通过他的许多代表性作品，如《再别康桥》《偶然》《翡冷翠的一夜》等名篇，都可以体味到。
当然，他还代表着新诗中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一翼，这一点也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左翼”诗歌显然是不够的。20世纪20年代新诗中，早期白话派很快式微，随后出现的就是自英美归来的“新月派”和从德法归来的“象征派”，只有这两派诗人，才真正为新诗找到了进化的出路。这其中，当然有徐志摩的功绩与作用。
徐志摩的英年早逝当然是一个意外，但这意外却给新文学与新诗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他一直在世，他会给我们留下更多传世佳作，而新诗的历史就有可能部分重写。可惜，他只活了34岁，仅比雪莱大了几岁，还没有活过拜伦和普希金，这也可以说是天妒英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