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乾隆皇帝准备举行登基六十年庆典。满洲贵族、蒙古王公、回部首领、西藏喇嘛以及朝鲜燕行使等将远道而来。听闻西洋国家荷兰也遣使来贺，皇帝龙心大悦。使团的正使、学者德胜和副使、精明的商人范罢览致信请求觐见。皇帝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
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鲜为人知，却是最后一个按照传统中国朝廷觐见礼仪受到接待的欧洲外交使团。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荷兰使团仿佛已被人遗忘，甚至一些清史研究者似乎都对它闻所未闻。
与当时的其他使团相比，荷兰使团是成功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施予这个使团的恩惠和权利是其他欧洲使团都不曾享有的。正使德胜和他的上司都感到他们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与两年前访华的英国使者乔治·马戛尔尼的遭遇相比。
马戛尔尼的失败
马戛尔尼于1793年抵达中国，携带着昂贵的礼物，率领着一众画家、科学家和音乐家，更怀揣着一系列大胆的提议。他以为这些提议有助于英国与中国建立起互利关系：两个大国强强联手。
然而，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不信任马戛尔尼：此人不但拒行跪拜之礼，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英国人侵略、好斗的名声在外，在西洋一带发动攻击、四处劫掠，很可能已经逼近清朝的陆上边界。因此，中国皇帝决定尽早打发英国使者，让他越快离开中国越好。使者返回英国，除了转呈乾隆致英王的几封盛气凌人的回信，几乎一无所获。
马戛尔尼和使团成员都感到受了羞辱。欧洲的批评令他们如芒在背，他们越发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清廷，称清廷自大、顽固、对英国的厉害视而不见。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呼应。在后续的外交努力失败后，许多英国人认为，必须通过展示实力来反制中国的傲慢无礼。
对中国的这种负面看法不仅影响了英国的公众和决策者，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促使他们将中西方交流史看为一场文化冲突。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的“天下秩序”或“朝贡体系”与西方独立国家之间的外交制度无法相容。在欧洲人眼中，西方国际体系才是国家间互动的自然模式。这样的相互关系导致中欧之间在19世纪爆发激烈的冲突：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等等。
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提法，并指出清朝统治者比人们此前以为的更务实，思维也更国际化；清廷与西洋人的关系遵循现实政治；西方的外交也远非人们普遍形容的那样“现代”，而是深受欧洲以外外交实践的影响。
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不只遭到西方的忽视，更遭到了误解。众多学者坚持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失败，而事实显然不是。那么，荷兰使团为什么被抹黑了？主要原因在于，其不符合文化冲突的叙事模式。
这种负面的描述始于为乔治·马戛尔尼总管贡物的吧龙。吧龙在其畅销书《中国行记》中，花费16页的篇幅攻击荷兰使团。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荷兰人在被要求叩头行礼时悉数照做，但顺从没有用处，使者还是被一心要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中国宫廷故意羞辱了。他认为，荷兰人的顺从实际上只会助长中国人的傲慢。吧龙对荷兰使团的解读被广泛接受，现代学者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比如，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部就曾提到：英国与荷兰的使团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前者保存了尊严，后者颜面尽失。
荷兰人的“东方式外交”
荷兰使者很清楚他在清廷的角色，也理解东亚外交的理念和做法。德胜是研究日本的学者，曾两度率团前往江户，在幕府将军面前叩头。他明白东亚的外交不在于提要求或谈“生意”，更注重的是相互关系中的礼法规矩。
荷兰人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东亚世界，并且通常都是按照这里的规矩行事。之前，情况并非如此。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才成立不久，就直闯中国海域，要求贸易特权。当公司的领导者不能遂其所愿，便兵戎相向。明朝官兵反击，在中国海岸及周边的多场交战中力克该公司。于是，得到教训的荷兰人懂得了恭顺。
荷兰人起初曾在日本做出咄咄逼人的举动，之后同样被迫接受了扮演一个温顺的角色，每年派出使团，如同藩主一样到幕府叩头。良好的行为得到了报偿，荷兰人是唯一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的西方人，而日本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荷兰人领悟到，东亚的国际关系由截然不同的典型思想支配着：关系有明确的尊卑之分；遣使多是为了庆贺而非谈判；互动交往通常以礼仪为依归。“一个人不应该以本国的风俗习惯去评判他国的风俗习惯……旅行者应当入乡随俗。”使团的翻译小德经感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的行事标准与他们和客人打交道时是一样的。“对于待人同待己的人，我们又能指责什么呢？”
小德经的文字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影响力也不及英国人的记述，一个原因在于荷兰共和国本身已不复存在。范罢览与乾隆皇帝一起喝茶的时候，法国军队正进入阿姆斯特丹……
与此同时，中国深受起义之扰。等中国恢复太平之际，和平也几乎同时重返欧洲。然而，世界已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
（摘自《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美]欧阳泰著 张孝铎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