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据说名字来自《诗经》中“蔽芾甘棠”的句子，有功业盛大的寓意。大哥尧枚，三哥尧林，他是末生子。10岁时丧母，三年后父亲病故。
大哥读中学时成绩优异，满心想着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然后留学德国。可是，父亲在去世前一年替他完成了婚事，而且是用拈阄的方法决定的。婚后不久，父亲又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从此一房的生活重担由他一人承担起来。由于压力太大，在接连的打击之下，他一度精神失常，34岁时便服毒自杀了。
这是一个大家族。巴金有近20个长辈，30个以上的兄弟姐妹，男女仆人多达四五十个。在巴金的眼中，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祖父是最高统治者，他用旧礼教把几房人团结在一起，结果引来更多的仇恨、争斗和倾轧。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巴金就看见叔父们开会处分祖父的东西，还在祖父的灵前争吵，完全暴露了大家庭的冷酷与虚伪。青年人自由行动的权利遭到剥夺，犹如生活在囚笼里。在这里，巴金目睹了许多青春的生命在魔爪下挣扎、呻吟，被撕成碎片或者暗暗沦亡……
李公馆有两个世界，用巴金的说法，一个属于“上人”，一个属于“下人”。下人的世界在门房、马房、厨房里，由仆人、马夫、轿夫组成。巴金常常到这里玩，在下人中间，感受人世的艰辛，接受最初的人道主义教育。他看见他们如何劳作、受苦、病死、吊死、被赶到街头。面对这位少爷，他们能诚恳地倾吐痛苦，坦率地批评主人。巴金含着热泪凝视、倾听这一切，心里升起火一般的反抗思想。他发誓要做一个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的人。
巴金的少年时代不能说是幸福的。母亲的爱抚过于短暂。母爱固然教他爱人类、有同情心，但也使他变得敏感和脆弱，甚至怯懦。多年后，当他回忆起父亲亡故的心情时，笔下依然保留了稚子般的依恋：我心里更虚空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早年丧失父母，会增加患上“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可能性，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金这个曾经“被人爱着的孩子”顿时有了压抑感和孤独感。他觉得包围他的唯有黑暗和恐怖。他失去了依靠，没有安全感，从此养成一种孤僻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人喜欢向内心发掘，喜欢探寻问题的根底。所以，巴金看起来热情、明朗、易于冲动，事实上有着沉郁多思、善于克制、谨言慎行的另一面。比较起来，他到底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由于巴金怀有坚定的信念而缺少相应的意志力，故而寻求朋友，渴望倾诉。可以设想，他少时走进仆人群体，很可能带有取暖性质。他的早期写作几乎都出于感情倾泻，有潜在的倾听者。
忧郁和孤僻其实并不妨碍一个人采取激烈的行动。美国科学史家弗兰克·萨洛韦在著作中指出：后出生子女大都与头生子女易于屈从的策略相对抗，具有革命性的个性。哥白尼在三个同胞中排行最小，沉默寡言，却大胆地提出“日心说”，推翻有史以来关于天体学说的定论，被称为“哥白尼革命”。就性格而言，一位传记作家称他为“胆怯的教士”。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把巴金称为“胆怯的革命者”。青年巴金确实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反抗者、革命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末生子的“乐于体验性”、叛逆、冒险、任性，反抗现状，挑战强权，不惮于自我牺牲。而所有这些为一种英雄意识所统摄的特点，又都与内心的黑暗有关，本质上带有一种自虐的倾向。正如巴金自我分析时说的：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