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先生不仅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地理学家，更是一位深邃的人文主义思想巨匠。本书是段义孚的最后一本著作，他在书中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了精练的总结，系统介绍了自己对地理学的认知递进层次，以及思想演进的轨迹。
《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 [美]段义孚著 周尚意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我漫长旅程的终点，我想知道我的第一个停靠港——地貌学。在我所处的时代，地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关于斜坡的演变。地貌是由斜坡组成的，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像我们这一代的地理学家一样，另一个早期的观点是太阳的入射角如何决定了温度带，从而决定了地球宜居的位置和范围。然而，“决定”这个词从我和其他地理学家的词汇中已经消失了。相反，我们选择了较弱的动词，如“影响”“关联力”，甚至是“提供信息”。我只是在逃避学术的困境。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必须回到“决定论”的问题上，这是我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讨论的问题。
个人和社会是《分割的世界和自我》（1982）和《人文主义地理学》（2013）这两本书的核心。两书相隔了30年，这表明我对这个话题一直很感兴趣。在两种写作背景下，我都觉得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方首创的人称代词“我”（I），是一个人更加自信和成熟的标志。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退休很久以后我才彻底意识到。那么，我们必须把自我融合在他者之中。这个“他者”可以是另一个人，也可以是人类致力的一个领域，如科学或艺术。
野外工作在地理学中颇具价值，我也做过野外工作，但在做人文地理学研究时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害怕在人类的大杂烩中迷失自我。
我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贡献为何？正是我的研究，丰富了地理学中“人文”一词的含义。地理学最初是一门自然科学，地理学家则是无畏的探险家，探索世界上鲜为人知的地方。甚至在我读本科的时候，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地理学教授都是探险家，他们对人没什么兴趣。当地理学家确实开始研究人的时候，他们只把人看作是另一种能够改变地球面貌的物理力量。
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被赋予了其他属性。第一是文化属性，第二是心理属性，第三个属性是强大的美学或道德动力。我一直有个未解之谜，为什么我们人类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一直忽视如此明显的东西，但事实确实如此。这表明了我们对当时流行的研究范式的屈从。
鉴于此，年轻的旅行者，请你们再鼓起勇气，驾驶你自己的航船，用大地上令人困惑的生命现象，用天穹上的星辰作你的向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