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武汉，始终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的“爱情三部曲”，最早就是载于1937年的《武汉日报》。
少时坎坷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被推翻。远在四川、年仅7岁的李尧棠（字芾甘），即后来闻名中国大江南北的巴金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时为川北广元县的知县，武昌起义爆发后，李道河辞官携妻儿回家，不久与夫人双双去世，家道日渐中落。20岁出头的大哥李尧枚开始艰难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
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最后破产自杀，家里只剩下16块银元，而在这背后是一个支离破碎、却有十几口人要养的大家庭。养家的担子落在次子李尧林身上。李尧林是巴金的第二个哥哥，按大家庭的习惯，巴金称李尧林为“三哥”。
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李尧林资质并不在巴金之下，但在十几口人的生计面前，他放弃了“自由”生活，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1945年，长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的李尧林离开了人世。
三哥死后，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便落在巴金身上，也许这时候的巴金对两位哥哥的处境才有了更多了解。巴金后来通过大量文字，表达他对两位兄长深深的负疚之情。
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带来了巴金生活的巨变，也为巴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间接带来了小说《家》的诞生，同时也在少年巴金的心中，埋下了对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的向往。
情定江城
1938年8月底9月初，巴金从广州启程，来到当时处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武汉，住在汉口璇宫饭店。
在武汉，巴金看望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朋友，他们在这里都工作得很好，坚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马路上不少地方都扎起了铁丝网，江边也筑起了工事，战时戒备的气氛是这样浓厚，但是人们很镇定，看不出有什么恐慌的情绪。
巴金曾经写信给朋友，讲述这半个月的生活：“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疲乏。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此次武汉之行，巴金的爱国激情充分激荡，他和萧珊的爱情也经历了战火考验。巴金在晚年的回忆中曾带着歉疚地说，对于萧珊的成长，他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上，他带着萧珊经受的磨炼和铸造，其教益是无法估量的。巴金在散文《旅途通讯》中真实记录了这段生活。虽然这些文字中不曾提及他和萧珊的感受和爱情，但后来巴金在《关于〈火〉》中这样写道，“它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
而此前，早就和萧珊是笔友的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半”的设想。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热情，是她纯洁心灵的流露，他仍然把萧珊当作一个小朋友对待。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处，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问萧珊：“李先生欺负你了？”萧珊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赶紧解释：“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番感人的话语，道出了巴金内心深处的顾虑，同时也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1944年5月1日，萧珊和巴金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只有27岁。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作为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绵、一凳一桌。
1972年8月，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巴金向往与萧珊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在随笔散文集《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能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过这样的话：“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不解情缘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巴金曾多次来到武汉，对这座中国现代革命的起源城市充满了真挚的感情。
到了晚年，巴金仍然在惦记着武汉。1998年秋，他时常关注电视新闻，而且每次都是“看武汉地区的抗洪”。一次洪峰，二次洪峰，三次四次，第五次洪峰了，大水直逼长江和汉江交界处的龙王庙。军人和老百姓一同滚在了泥里和水中“严防死守”，巴金“坐不住”了，告诉女儿李小林：“我要捐款。”
当时，巴金在杭州。巴金家人赶紧让在上海的陆正伟（巴金秘书）带上一笔款子赶赴杭州。陆正伟一到杭州，就来到民政局。这一天是双休日，民政局在传达室设立了一个捐款点。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接待人员点清手中的捐款后激动地说道：“这是迄今为止浙江省收到的数额最大的个人捐款。”他拿起笔来，填写捐款证书：“请问捐款人姓名。”省警卫局的一位处长说：“是一位老同志。”陆正伟回答：“是一位老先生。”工作人员为难了：“老同志也好，老先生也好，总得有个姓名好让我填写啊。”陆正伟回答：“这位老先生关照，不要记名，就写一位老先生捐的，就可以了。”
最终，捐款记录上写的是“一位老先生”。巴金的女儿拿到证书后，对巴金说：“事情办好了。”巴金却依旧在关注着电视节目中的抗洪救灾场面。他看到在一个捐款演出活动中，有中国作家协会的牌子一晃而过。巴金又开口了：“中国作协捐了，我还要捐。”女儿李小林对父亲说：“四川省一家出版社的稿费就要到了，来了我们就再捐。”巴金说：“我要现在捐。”女儿只好答应，他这才露出笑容。
（摘自《名人武汉足印·文化卷》王晓华撰稿 舒炼主编 武汉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