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岁末，寒意渐浓，一场特别的聚会温暖举行。台上一众平均年龄71岁的老人，统一穿着白色正装制服，昂首挺胸齐刷刷向台下来宾敬礼——这是天津市“红烛”禁毒志愿者宣传队成立十周年的现场。
“十年的坚守无法用时间衡量，十年的奉献无法用得失计算……”活动主持人于建文身材娇小、声音清亮”。她曾是天津第一代专职缉毒警察，退休后，带领志同道合的老伙伴们走上了另一片“不退役”的战场。
从“缉毒一线”到“心灵防线”
“我之前做刑警时，侦办过许多涉毒案件，积累了一些经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一轮毒品渗透进天津。1991年，市公安局刑侦处成立第一支专职缉毒队伍，于建文被任命为组长。近二十年缉毒禁毒一线经历，她带队抓获吸贩毒人员两千余名，三下云南与嫌疑人交锋，无数次在天津的夜色中蹲守、破门、抓捕。
退休后的一天，于建文翻出一张照片——那是她曾抓获的一对吸毒夫妻的女儿，躲在墙角，眼神里满是恐惧与哀求。“那个眼神，我永远忘不了。”她轻声说道。更多画面接踵而至：戒毒所里年轻却空洞的面容，母亲们冰凉颤抖的手，“于姐，救救我孩子”的哀求声此起彼伏。这些记忆没有随着退休而褪色，反而在宁静的晚年生活中愈发清晰。
2009年3月，在相关部门支持下，于建文在新华中学举办了首场“毒品预防教育巡回演讲”。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她感到一种熟悉的使命感——虽然手中不再有枪，但话语同样可以成为武器。“过去是提枪挎铐和战友抓毒贩，现在选择走进学校社区。”她这样定义自己的转型，“毒品预防要从娃娃抓起，做在前面。”从此，她开着私家车穿梭于天津的学校之间。有时一天要赶两三场讲座，午饭常常在车上匆匆解决。但她从未感到疲倦，“每多一个孩子了解毒品的危害，就可能少一段人伦悲剧出现。”
“红烛”燃起：当黄昏成为另一种黎明
2015年的一次同学聚会，成为于建文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看着相识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他们大多已退休，有教师、工人、会计，曾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一个念头突然清晰：“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禁毒志愿者？”问题抛出的瞬间，她自己都有些忐忑。但回应出乎意料地一致，26个声音汇聚成同一个答案：“我愿意！”
队伍成立之初，“红烛”这个名字在多次讨论后脱颖而出。“红，象征美好生活和阳光向上，”于建文解释，“烛，恰如我们这批人——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当时队员们平均年龄60岁，如今已到古稀之年。“夕阳也能照红一片土地，映红一片天。”说这话时，于建文眼中闪过一道光。
建队过程充满挑战。于建文自筹5万元，为每位队员量身定制演出服。她联系排练场地，制定训练计划。队员杜丽萍回忆：“于队长特别严，也特别有耐心，我们得从摆正五个手指学敬礼开始。”
烛光所及：那些被照亮的角落与心灵
十年间，“红烛”的演出地图不断扩展，从城市的社区活动室到乡村小学的操场，从企业会议室到戒毒所的高墙之内，这支老年队伍带着自编自演的节目，走过了三百多场演出，观众累计超过十万人次。
在天津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一场演出，成为许多队员记忆中最难忘的时刻。当《母亲、毒品、孩子》的诗朗诵响起，台上年逾七旬的“母亲”望着台下年轻的学员们，泪水无声滑落。那一刻，演员与观众的身份界限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更本质的连接——一位长者对迷途孩子的疼惜，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呼唤。“我告诉朗诵的队员，你就当台下坐的是你的女儿。”于建文回忆道。台下两百多名学员失声痛哭，演出数次中断。结束后，一位年轻学员拉住队员的手：“阿姨，我想妈妈了，我想回家。”这样的时刻让所有辛苦都变得值得。
社区演出同样充满回响。在靖江路社区和宝兴里社区的演出中，当小品《心声》演到高潮处，观众们自发站起来高呼：“坚决禁毒！”于建文被这一幕深深触动：“那种共鸣，比任何掌声都更有力量。”
中学生，则用情景剧展示毒品的伪装，教他们识别新型毒品的“糖衣”。“我们有个节目叫《毒品家族》，队员扮演海洛因、冰毒、
“红烛”照亮社会的背后，离不开家庭支持。姜有亮的老母在他练习台词时，总是默默为他备上一盆热水，让蒸腾的水汽湿润他的喉咙。他的小外孙女耳濡目染，“我背相声时她在旁边听，有时我背错了，她会说‘姥爷，错了’。”这份来自家人的理解与陪伴，成为队员们坚持下去的温柔力量。
燃烧的成本：选择与代价
所有奉献都有其成本。退休后，于建文曾有一个月薪2万元的工作机会——朋友邀请她到外资企业负责安保。面对诱人报酬，她最终婉拒了：“一旦入职，宣讲就要泡汤。与毒贩争夺万千孩子，比保卫一个企业的意义大得多。半辈子干禁毒没奔过钱，退休了也不能让钱迷了心窍。”
母亲去世前一天，作为独生女的于建文没有守在病床前，而是站在学校的讲台上。这个选择至今让她心痛，但母亲的理解成为她前行的力量。老人临终前的嘱托简单而深沉：“一定把禁毒宣传的事做下去，一定让更多孩子远离毒品。”这句话，于建文铭记于心。
光的本质：当奉献成为生活方式
十年过去了，“红烛”获得了“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荣誉，于建文被评为“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
这些个人叙事汇聚成一个更大的主题：当社会习惯将退休与“享受生活”简单画等号时，这群老人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奉献不是青春的专利，也可以是暮年的选择；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更在于给予。
于建文偶尔会想象另一种退休生活：每天去公园散步，给家人做可口的饭菜，陪伴孙辈慢慢长大。但她知道，那些记忆中的眼睛——吸毒夫妻女儿的眼睛、戒毒所里年轻学员的眼睛、学校讲台下孩子们清澈的眼睛——不会允许她真正“退休”。“可能对禁毒的情怀太深了。”她试图解释这份近乎执着的坚持。
赵 磊
（据天津海河传媒生活广播《百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