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在家里“大撒把”
顾维钧是外交家，风云一世，留下近600万字的回忆录，家庭生活却乏善可陈。顾有四段婚姻，对家庭、妻子、子女等从不上心。1923年7月，顾维钧与第三个夫人黄蕙兰的儿子在北京家中出生。顾当时正睡觉，管家进屋叫醒他：“老爷，您得了第三位少爷。”顾说了声“好”，回身又接着睡去。
后来顾维钧旅居加拿大，黄蕙兰和母亲、儿子一度生活在巴黎。其间，顾曾到巴黎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一次会谈后，顾步行穿过森林公园回寓所，路上与儿子顾裕昌及家庭教师相遇，竟连招呼也不打。当晚，顾裕昌和母亲说起此事：“妈妈，我想他一准没认出我是谁。”黄蕙兰还提到一事：维钧和我各行其是。偶尔我们同时在上海，也不住在一起。我住在新宅子，他和他家的人一起住在老宅子里。有一次，我听说他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他，他似乎很感激。过了两天再去医院看他，他住的那间病房已空了。他连通知我一声他已经出院都嫌麻烦。
顾维钧活到98岁，在同辈中属凤毛麟角。这与他在家里“大撒把”、凡事不操心的性情，不能说毫无关系。
徐世昌家人口少佣人多
徐世昌下野后，在天津当寓公，与三个姨太太共同生活。徐公馆有老少十余口人。徐的几个姨太太的年龄差距呈阶梯状，大姨太太当时约50岁，四姨太约40岁，五姨太30多岁。几个姨太太都是大家闺秀，有文化，五姨太还能写善画。另有徐的弟妹九太太和她的女儿。徐公馆的晚辈有少爷（非徐亲生子）、少奶奶，少爷长年瘫痪卧床，1934年去世。徐公子去世后，少奶奶搬到北京东四五条公馆。此外，徐家还有孙子二人，孙媳二人，曾孙二人，曾孙女一人。
徐公馆人口不多，佣人不少。计门岗三人，门房六人，账房二人，书房教师一人，花匠三人，司机一人，裁缝一人，锅炉房三人，上差二人，下差二人，奶妈三人，丫头三人，老妈子二十多人，厨房有厨师四人、学徒五人。佣人中多为河南辉县人。如此算下来，徐公馆每口人约合四个人伺候着。佣人的工资多则十几元，少则两元，一般四五元，个别的不开工资。
靳云鹏之妾处处效仿慈禧
靳云鹏曾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靳妾曹氏听说当年慈禧太后母以子贵，生子后便处处效仿慈禧。曹氏吩咐家中的男女仆十余人举行站班仪式，她出门时，男女分列甬道两旁，等她一到，众人须齐声高呼：“太太下来啦。”曹氏外出回家，一听到汽车喇叭连响，众男女迅速照样排列，高呼：“太太回来啦。”某次，靳家一个姓郭的马弁起晚了，没赶上站班，即遭开除，应得的200元头钱也一直扣留不给。这场官司一直打到1949年后。1954年，郭把曹氏告到天津人民法院，追索这笔陈年旧账。当时的证人都没了，经法院调解，由曹氏付给郭一笔赔偿结案。
吴佩孚和张弧的寿宴差别
1933年春，吴佩孚迎来60岁（虚岁）生日。此时的吴佩孚客居北平，早已风光不再，摆不出盛大的排场了。当天贺客不多，多系吴的旧部，吴留客人夜宴。这个小范围的寿宴肴馔精致，喝的是蓬莱黄酒。
张弧比吴佩孚小一岁。1924年，张弧在财政总长任上过50岁生日，场面较吴佩孚的60大寿有天渊之别。有记载说，这个生日策划了数月，“排场之大，异于寻常”。张的寿礼班子达20多人，包括古董商、皮货商、银行、银号、金店、典当业等行业名手。张宅在绒线胡同内的麻线胡同，临时增加女佣及听差数人。寿礼班子用张家客厅作账房，内设数列长桌，分门别类。银行银号人员负责现金管理，现金存在保险柜内，日常零用不限开支。
寿礼前一个月，布置就绪。工作人员供给食宿，晨起盥漱、斟茶、取水都由佣人随时伺候。早点咖啡、可可、牛奶、细点；午晚两席，鱼肉鸡鸭、山珍海味、洋烟洋酒之类一概不吝取用。
最初的礼品多为各省省长、财政厅长邮寄或专人送达，先登入总号簿，列出姓名、官衔、省份、礼品的种类，古玩、寿屏等分门列册。寿前十余天，送礼的车辆已塞满街巷，致交通阻塞，每天需十几个地方警察、军队宪兵过来维持秩序。湖北某财政厅长派专人送来一个翡翠瓶，装在锦匣内，经古玩商估价为1.2万元。送寿屏外附现金者居多，每份寿仪一般为1000元至2000元，百元以下的为数寥寥，多为财政部低级职员所送。
冯玉祥是一个例外。冯派马弁送来一个四五斤重的玉米面寿桃，红薯馅，装在大框中，并附亲笔函一札。信的内容大略为，冯某困穷，无多礼品，谨具寿桃一枚以为祝，物虽微可饱十日，我的部下每天吃窝头，连菜都吃不上云云。记账人员甚感为难，不知如何登记，力钱（按礼品轻重赏给送礼的仆人）应给多少。后经开会商议，写“冯玉祥将军送大寿桃一个，给力20元”。
寿礼结束后，寿屏不计，现金、礼品折合物价约值700万元，如此数目，在当时已不止天文数字。
（摘自《旧梦十六记：20世纪前期的私人生活》 刘仰东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