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因为《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知道张纯如。1997年，29岁的她用英文揭露二战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全球发行。2004年，36岁的张纯如因抑郁症离世。
三代人的“南京”记忆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与南京隔着一整个太平洋。她的父亲张绍进出生在1937年，母亲张盈盈出生在1940年的重庆。20世纪60年代，张纯如的父母从台湾赴美国深造，后来移民美国。
张纯如的父母并非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对南京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张纯如外祖父的转述。关于“南京”的讲述，在这个家庭从未断裂——它像一条隐秘的河流，从外祖父侥幸逃过南京大屠杀的逃难记忆出发。
成为职业作家的第二年，张纯如和母亲聊天时提到，自己有朝一日想写出一部像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一样的作品，以历史战争为背景。
母亲建议她，既然拥有双语能力和两种文化背景，或许可以以中国为题材，用英语描写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后来，母女俩又谈起了南京大屠杀。
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张纯如决定把南京大屠杀作为自己下一本书的题目。
在1995年的南京寻找“1937”
张纯如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军方资料区，她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档案索引卡片垒成厚厚一叠，几十个大箱子放在小推车上推到她面前。她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等到翻完，她才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黑。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约翰·莫特里厅，张纯如在收集整理资料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名字——约翰·拉贝。经多方打听，她最终联系到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在沟通中，莱因哈特向张纯如透露，她的外祖父拉贝不仅曾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给希特勒，还留下了一本详细记录其在南京所见所闻的私人日记。
寻找拉贝的过程被列成单章，写进《南京大屠杀》。
1995年夏天，张纯如只身一人来到南京。
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她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
采访幸存者时，张纯如的问题很细，有的具体到几点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道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情况等。
见到张纯如时，幸存者潘开明已经82岁。他在1937年是拉人力车的车夫，对地名记得比较牢，他讲述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从长江边返回的经历。张纯如就按照这些地名，在1937年的南京市地图上一一核对，并标出了他的返回线路，确认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
她从美国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在给翻译和幸存者们看过这些照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
每天采访结束，他们将白天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重播，同行的翻译杨夏鸣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录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于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
每个见到张纯如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全程录像。每次采访结束时，张纯如都给幸存者一些钱。
“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
张纯如知道，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身边的朋友曾劝她取消中国之行，“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
这些困难都不能阻碍她。她要继续“特立独行”，去对抗偏见、威胁与遗忘。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张纯如。直到她去世，那些诋毁她的声音仍未停止。
1998年4月，《南京大屠杀》出版半年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张纯如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
如今，在张纯如纪念馆墙上的小电子屏上，播放着1998年，张纯如和齐藤邦彦在电视台公开连线对话的片段。主持人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
“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张纯如反问道。“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的，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她的一生是为别人而度过
《南京大屠杀》的写作并不顺利。对张纯如来说，最困难的事是阅读一桩又一桩的日军暴行记录。她读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几乎要窒息，有时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她总是夜里工作，中午起床，下午先做些家务才坐下来写作，直到丈夫回家。晚饭后，他们一起外出散步，等丈夫睡觉后，她继续写作到早晨四五点。
《南京大屠杀》一出版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时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教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称“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作者用英语向广大读者如此清晰、有力地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并将这本书用于哈佛大学的教学中。在弗吉尼亚，她的书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图书巡回签售中，书一直断货，很多人只能拿着藏书签排队等她签名……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又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美国华人》的写作。写这两本书期间，她成了母亲。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张纯如忙着《美国华人》的巡回宣传和签售。同时，她也在为第三本书，关于菲律宾战俘的选题作准备。那次漫长的签售旅途中，张纯如遭遇了近距离的威胁，这对她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刺激。与此同时，作为母亲的张纯如观察到孩子可能患有孤独症。
丈夫布雷特说：“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
2004年8月，张纯如在采访菲律宾战俘的出差中精神崩溃，被送到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2004年11月9日，被抑郁症困扰数月后，张纯如在自己的白色轿车内开枪自杀。
在母亲张盈盈看来，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张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