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冠伟
1919年，北运河静静流淌。位于天津市东北部的芦台古镇，濒临渤海，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美，是渤海之滨的璀璨明珠。就在这物华天宝的鱼米之乡，一个名叫靳佩芬的女孩诞生在这里的一户书香门第。待到七八岁时，她就能翻读巴金的《家》了，窗外是蓟运河的水光与苇影。她不知道，这些浸润着五四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文字，将伴随她穿越海峡，成为她文学生命的源头。数十年后，当她在台北的广播间里写下第一则“小语”时，那个芦台少女的文化基因已经在她的笔端悄然复苏。
罗兰的文学之路始于声音。1948年的渡海之旅，将她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而广播电台那小小的麦克风却成为她连接千万灵魂的桥梁。在电波中，她的声音不是高声宣讲，而是朋友般的低语，她谈人生、谈困惑、谈如何在这动荡的世间安放自己。当这些声音化作铅字，《罗兰小语》便诞生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一种全新的文体：它短小如箴言，亲切如家信，智慧如师长教诲。上世纪60年代，当许多作家还在探索现代主义与乡土写实之时，罗兰选择了另一条路：她要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供精神营养与感情支撑。
《罗兰小语》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小。这种小，不是格局之小，而是切入点的细腻，是放下身段的陪伴。她写孤独，“孤独是一种清福”；写成长，“真正的成长是懂得在何处安放自己”；写家国，“我们带着故土的记忆，是为了在新的土地上更好地生活”。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修辞，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度。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当许多话题无法言说，罗兰选择了一种柔性的文化坚守，她从不谈政治，只谈做人的道理；她不谈意识形态，只谈那些历经战乱与离散的人们共通的情感需求。
罗兰的散文世界，是传统与现代的奇妙融合。她身上有着五四文学的血脉，即那种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同时，她又吸收了古典文化中“修身养性”的智慧。在《罗兰散文》系列中，我们能看到她如何将唐诗宋词的意境融入对山水风物的描写，也能看到她如何以现代女性的视角重新诠释“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德。这种融合不是刻意的拼贴，而是一种文化本能的流露，一个在中华文化滋养中成长又在现代传媒中工作的作家，自然形成的表达方式。
她的巅峰之作《岁月沉沙》三部曲，则完成了一次更为宏大的精神返乡。这部自传体作品不仅记录了个人的生命历程，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漂泊与追寻。从芦台到台北，从少女到作家，她将个人史置于家国史的宏大背景中，却始终保持着平视的、人性化的视角。正是这部作品为她赢得了台湾文学的最高荣誉，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看似温婉的文字背后，有着怎样坚韧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担当。没有历尽沧桑者的冷峻，也没有事业成功者的矜持。这样一位弱不禁风的妇人，以什么样的心智度过那战乱频仍、风霜雨雪的半个世纪，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有人这样问：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岁月洗礼之后，一位花甲之年的妇人怎么还能够如此婉约动人？她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年代，对于个人来说是幸还是不幸？罗兰坦然而淡定，她说自己出生的年代正赶上五四运动，接着是九一八事变，接着是抗日战争。“连年战乱，风雨飘摇，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真的经历了很多，是苦难吗？当然是的，然而也是财富。想想看，如果不是五四运动，我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出来上学，与男人一样得到工作的机会？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使我们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可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苦难有时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为我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罗兰对生育她的故乡芦台有着深厚感情和难以割舍的爱。她曾几次回芦台老家省亲，每次来都要看看她小时的老家“靳向善堂”遗址，并写了不少追忆家乡风土人情的文章。1996年6月，罗兰作品研讨会召开，会集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会议的地点按照她的意愿设在她家乡的芦台宾馆。
罗兰的意义，在今天的语境中已经更加清晰。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我们重新发现《罗兰小语》那种短而精粹的魅力；在文化认同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看到她如何以文学建构两岸共同的精神家园。她的写作证明了：真正的文学影响力，有时不在于先锋的实验，而在于能否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进入一个时代的心灵结构中。
2003年，当她获得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时，这位八旬老人或许会想起芦台的文脉，想起巴金笔下那个挣扎与觉醒的时代。她的文学，完成了这样一种传递：将五四的文化火种，以最温柔的方式，带到了海峡对岸，并在新的土壤里开出了不一样的花。
她的作品或许不够尖锐，不够前卫，但那种根植于中华文化、面向普通人生活的写作姿态，恰恰构成了华语文学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维。在这个维度里，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照亮日常生活的，正如她所写的：“最好的文字，是让人在读过之后，能更温柔地面对自己与世界。”
这是罗兰留下的文学遗产，也是一个从蓟运河畔家乡芦台出发的作家，用一生书写的文化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