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居委会里全是年轻人，他们热情有活力，专业能力强，经常组织养生讲座、反诈课堂等活动，有啥问题找他们都能快速解决，有时比儿女都管用。”在南开区鼓楼街道某社区的长椅上，居民刘大爷的感慨，道出了许多人对社区治理变迁的直观感受。
记者走访发现，如今走进城市各个社区居委会，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陌生面孔，他们端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而我们脑海里那些熟悉的、被居民们亲切称为“大妈”的居委会老主任们，已然不见踪影。
全市2.2万社工 40岁以下超六成
变化的背后，是社区治理队伍的结构性升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津市有2.2万余名社工活跃在大大小小近2000个社区里，其中40周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六成，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超过八成，人员构成更加优化，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
年轻社工带来的数字化办公能力、规范化流程意识和快速学习新知识的活力，让社区治理告别了“一支笔、一个本、一张嘴”的传统模式，行政效率显著提升。在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友谊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付靖淇在微信上开发了“连心桥”小程序，涵盖诉求办理、民主议事、志愿服务等内容，居民们通过“掌上操作”就能轻松享受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社区由此构建起“指尖上的社区会客厅”。
治理效率提升 治理智慧缺位
治理效率的提升，并未完全覆盖社区治理的所有需求。在河北区某社区，一场持续了三个月的邻里纠纷让“90后”社工小陈印象深刻：楼上住户的孩子练琴影响到楼下老人休息，双方从口角之争升级到互相投诉，小陈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却始终无法化解彼此的“心结”。最终，社区邀请退休多年的原居委会主任张阿姨介入。她没有讲法条，而是带着水果分别上门，拉家常般聊起“自己带孙子时的吵闹”“老来睡眠浅的难处”，短短两天就促成双方达成“练琴时间错峰”的约定。“不是年轻人做得不好，是有些矛盾拼的不是‘理’，是‘情’。”张阿姨的话，点出了传统社区治理智慧的核心——扎根基层的人情洞察与灵活务实的沟通技巧。
这种“大妈式”的治理智慧，并非过时的“经验主义”，而是社区作为“熟人社会”的治理根基。曾担任居委会委员的王大爷，清楚每一户家庭的“过往恩怨”，这些“活字典”般的民情储备，正是年轻社工短期内难以企及的优势。正如某街道办主任所说：“智慧系统能统计数据，但算不出居民心里的‘小疙瘩’；规章制度能划清边界，却暖不透邻里间的‘冷距离’。”
社区探索“新老融合”治理模式
事实上，“居委会大妈去哪儿了”的追问，本质上是对社区治理“温度”的呼唤。如今，全市多个社区已开始探索“新老融合”的治理模式：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百货大楼社区组建起老年志愿消防队，老年志愿者都是居民的街坊邻居，谁家住哪儿、哪里是消防重点区域、灭火器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清二楚，日常还会配合社区开展消防网格巡查；新兴街道为“老雷锋”举办集体生日会，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用行动温暖社区居民。在这些社区，年轻社工的数字化能力与长者的民情经验形成互补，法治规则的刚性与人文关怀的柔性实现平衡，社区治理既保持了高效运转，又不失邻里间的烟火气。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具烟火气的民生现场。“居委会大妈”的淡出，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大妈精神”的传承，却是社区治理不能丢失的灵魂。传承那些扎根基层、熟知民情、充满人情味的工作方法，让青年活力与长者经验同频共振，让行政效率与人文关怀相得益彰，才能构建出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毕竟，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特定年龄的“大妈”，而是能真正走进居民心里的“贴心人”。 记者 姚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