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荟 高鸿婧
9月15日至16日，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厦门嘉庚剧院上演。该剧由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制作，游暐之编剧、孟卫东作曲、廖向红执导、许忠执棒，上海歌剧院演出。全剧以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的创作为主线，讲述田汉、聂耳、夏衍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目睹山河破碎与人民苦难，以电影和音乐投身抗日救亡，最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将1932年至1935年的上海浓缩于舞台之上。剧中田汉、聂耳、夏衍等均为真实历史人物，白山和晓月则是剧中塑造的艺术形象。白山从沦陷的东北流亡至上海，父母和妹妹惨死于侵略者的屠刀；晓月失去亲人，她对古北口战役的追忆，把长城脚下的牺牲带到田汉、王人美等人面前。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映照着整个民族的苦难。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采用群像结构，将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等人物置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图景中。左翼电影小组成立、聂耳入党、“三友式”电影录音机问世、《桃李劫》摄制、田汉被捕、《风云儿女》创作等事件接连展开。编剧以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的创作为轴心，将分布于不同人物、不同空间中的行动聚合起来。田汉与聂耳构成主要情感线，夏衍承担组织和串联作用，王人美、司徒慧敏、许幸之则从表演、技术和导演创作等方面参与其中。几条线索在《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中交汇，文艺工作者共同组成一支以文艺为武器的“文化义勇军”。
《桃李劫》中《毕业歌》的录制以及《风云儿女》的拍摄，构成剧中颇具特色的“戏中戏”。沿着这条线索，观众走进了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现场。国土沦丧、民众流亡、文化围剿与抗日救亡交织在一起，电影、戏剧和音乐成为进步文艺工作者唤醒民众、鼓舞抗争的重要力量。《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为全剧提供了清晰的叙事脉络，时代风云又赋予这首歌深厚的思想内涵与情感重量，也使观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义勇军进行曲》如何诞生、何以传唱。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最巧妙的音乐构思，在于没有过早呈现那段家喻户晓的完整旋律，而是将其拆解为若干富有冲击力的音调与节奏。上行的旋律、急促的三连音和富有推动力的附点节奏时隐时现，如同尚未说出口的呼喊，在时代风云中不断积蓄力量。作曲家还将《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时代歌曲融入全剧，使新创音乐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声音彼此呼应。老上海的市民音乐、抒情性旋律与富有行进感的节奏交替，在音乐的转换与碰撞中，十里洋场的繁华、流亡者的悲苦和救亡青年的奔走形成鲜明对照。
全剧以独唱、重唱与合唱的层层推进，让个体情感汇入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独唱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田汉、聂耳等人作出信仰选择时的情感波澜；重唱通过不同声部的应答与交叠，表现文艺青年之间的思想交流、革命友谊和艺术默契；合唱则塑造人民、学生和战士等群体形象，推动场景转换与戏剧情绪不断发展。随着声部日益丰富、音乐织体逐步展开，“我”的心声融入“我们”的声音，最终汇成共赴国难的民族合唱，展现出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同心抗争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