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起
这是一张40年前拍摄于莆田祖宅的泛黄照片，也是我与敬爱的大伯父唯一的一张合影。它承载着岁月，更激起了我许多深情的回忆。
伯父生于1910年，比我父亲年长16岁。他出生、成长于莆田，后外出求学，长期在外工作，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回乡安度晚年。我与伯父生前相聚仅五次，每次不过三四天，但那些交谈的时光，却令我终生难忘。尤其是夜晚八点熄灯到十点多入睡前的近三个小时，伯父总是与我滔滔不绝地长谈。他超强的记忆、生动的语言，让我对其人生经历和事业成就有了深入了解，更对他的学识、智慧与教诲铭记于心。
伯父是一位充满自信、发奋学习的榜样。他坚信，唯有读好书才能改变命运。他常说，读书是莆田人的传统，因为这里人口多、耕地少、资源缺，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这叫“家贫子读书”。他自身便是明证。青少年时期，伯父品学兼优，在上海读完大学后，留在上海任教。由于才干出众，他并非在普通学校教书，而是在家塾（专馆）中为名门富家子弟授课，做“西席”先生。从莆田小城到大上海，他不仅站稳了脚跟，更教出了名气，走出了一条靠自身奋斗的成功之路。
1966年，我第一次随父亲回莆田。伯父对年仅8岁的我说，要当个好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教学生掌握方法，这叫“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这句话让我受益至今。20世纪30年代初，他开始从教，先教私塾；抗战胜利后，受聘于公立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上海某知名中学首任校长；后因业绩突出，调至天津教育学院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发展福建师范教育，伯父被调回福建，任省教育学院副教育长兼教研室主任。一生未离教育战线，他用5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对教师职业的执着与热爱。
伯父也是一位潜心钻研、追求完美的学者。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通过不断的教育实验，将多年教学与管理经验提炼成规律性成果，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及多部专著，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全省中学校长培训，为福建普通学校教育管理作出了贡献。
伯父更是一位勤俭节约的长者。他在上海、天津、福建工作期间待遇优厚，却始终节俭。早年在上海穿的衣服，回乡养老时还在穿；一套家具用几十载，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在莆田时，他特意为我买蒸羊肉蘸酱油配饭，或在稀饭里给我加个荷包蛋，自己却一日三餐以稀饭配豆腐、肉松或几颗龙眼、荔枝为主。晚年因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1996年的一天上午九时许，他坐在靠背椅上安详无痛辞世。
照片虽已泛黄，但伯父的精神与教诲，永远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