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徐幸，是永定下洋人。1946年，父亲从永定侨育中学毕业后，便前往厦门谋生，在宜生药店当学徒。因为在厦门工作，父亲与《厦门日报》结下了数十年不解的缘分。
1950年初，父亲加入厦门药业店员工会，因为识文断字，父亲被推选担任了厦门药业店员工会的宣教委员。后来，他报名参加了市总工会和市文联合办的工人美术夜校，坚持学习三年，顺利结业。那段时间，他积极工作，制作街道墙报、画漫画、书写宣传标语，被评为积极分子。
1952年初，父亲加入厦门市药业共青团支部，并担任了宣教委员。同年2月，经学长推荐，父亲成为《厦门日报》的通讯员。成为通讯员后，父亲经常参加报社举办的讲座与学习班，坚持写作，并向报社投稿。父亲立足医药行业，他的文章既宣传行业好人好事，也大胆揭露个别不法经营者偷税漏税、售卖假药、哄抬药价坑害百姓等问题，不少稿件刊登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父亲曾很自豪地说，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在《厦门日报》上发表了六篇文章，还多次被评为《厦门日报》优秀通讯员。
1954年初，父亲被抽调到厦门市委私改办公室私营药业改造工作队，负责宣传工作。当时，因为担心公私合营之后会面临失业，不少药店的店员心中不安。父亲深入一线，参加座谈会、上门走访，捕捉身边的鲜活事例，夜里加班撰写稿件，写出了通讯《王丽卿的顾虑打消了》（右图，来自父亲的旧剪报本）。这篇通讯于1954年10月31日刊发在《厦门日报》的“妇女生活”栏目，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后来，厦门抽调上千名行业职工支援各地私营工商业改造，应该说这篇报道发挥了一定作用。
此外，父亲也善于总结经验。1954年9月1日《厦门日报》编辑部编印的《通讯员》小册子上，刊发了父亲撰写的文章《我怎样反映情况》（左图，来自父亲的旧剪报本），分享他在基层采访写作的心得和经验。
1955年1月，父亲调动至龙溪地区医药分公司工作，没多久，又前往云霄筹建县医药公司。他在云霄工作多年，直到1988年退休。
虽然长期在云霄工作，但父亲始终关注《厦门日报》。闲暇之时，他总会到县图书馆翻阅报纸。说起《厦门日报》，父亲满怀感恩之情，他说：“是《厦门日报》引领我走上写作的道路。”
一张报纸，一段往事，承载着父亲青年时代的理想，也陪伴他一生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