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大我三岁，是我们那条街的孩子王。不上学时，他挎着自制的木枪，身后跟着十几个小男孩，在街巷间抓特务、捉迷藏，玩得昏天黑地。那时的我还小，只觉得二哥比父亲还威风。
二哥的“队伍”里，少数几个男孩有木枪，其他人都攥根小木棍。他们在街巷间冲锋呐喊，足够让我这样的小孩羡慕得要命。我想加入，可二哥一口回绝了。母亲替我抱不平，饭桌上问他：“你们那么多人一起玩，不差你弟一个吧？”二哥一本正经地答：“妈，他太小了，跟不上队。”
记得一个盛夏的午后，太阳毒辣辣的，二哥和几个毛孩子全身是汗，他们在我家院门口嘀咕着什么。我一下就猜到了，他们想去河里玩。那时候，下河游泳会被母亲狠揍，母亲还把打人用的竹篾放在院门角来震慑我们。二哥的脚脖子被那竹篾抽出一道道血痕，可依然不长记性，这不，又想偷摸着下河。二哥瞟了我一眼，附在我耳边说：“我们去河里摸鱼给你吃，你不许告诉爸妈。”我虽然小，却也知道，他们只是想下河游泳，摸鱼完全是借口。我想讨好他，早一天加入他的“队伍”，立马点头答应。
傍晚，二哥回来了，自然是两手空空，裤腰上倒是多了一把木驳壳枪。“给你的。”他随手一抛。我接住——天呐，太漂亮了！枪身被细细打磨过，圆润光滑，木料被河水浸过，泛出温润的黄，枪管上还沾着一根极细的水草。他自己的那把，还没这把木枪精致。可有了枪，我还是没被二哥“收编”。我们几个更小的孩子只好自组队伍，把巷口那块地方，当成“战场”。
我站在巷口的戏台上，小伙伴们光着脚板，聚到我跟前。我学着二哥的样子，挥枪分派每个人的角色：谁扮特务、谁当侦察兵、谁做俘虏。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电影里的连长、排长，是百发百中的战士。
后来，二哥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小块暗红的旧布，他坐在门槛上，用细铁钉把红布条钉进我的枪把。拿起木枪时，红布条飘动起来，像燃起一团火。原本看起来呆笨的木枪，忽然有了气场。
有了那把木枪，我不再缠着二哥。独处时，我站在院里，举枪瞄准墙头的小鸟，嘴里配音“啪”，小鸟顿时惊飞，一会儿就飞得不见踪影。夜里，我抱着这把木枪睡觉，梦里我翻铁丝网、匍匐冲锋，木枪上那红布条一直在风里飞……
20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了福建省人民警察学校。射击课上，第一次握住五四式手枪，扣动扳机，枪声震耳欲聋。教官姓刘，皮肤黝黑，面上少有笑容，他说：“枪对一个警察来说，是第二生命，代表着责任与使命。”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浮现的，竟是二哥给我的那把木驳壳枪——它陪我走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从小爱枪的二哥，却学了医，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我，成长为一名人民警察。每次摸枪，我都会想起童年的那把木枪。我不止一次想和二哥认真地聊聊那把枪，可它早就不知去向。上次见面，我问他：“哥，你还记得从河里捞回来的那把木枪吗？”他笑了：“那把木枪不在了吧？真枪、木枪，对你来说，都是守护正义。”听了这话，我郑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