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图/受访者 提供
100年前的9月4日，鲁迅踏上鹭岛，走进厦门大学，在这里度过了短暂却意味深长的135天。百年时光流转，关于这段往事，民间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种说鲁迅在厦大受尽冷遇，甚至被逼住进“地窖”、拍桌怒斥校长；另一种则来自鲁迅自己的文字——“极优待的”“应有尽有”“极爽快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近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兆平推出新作《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该书以史料为据、以问题为引，重新考辨这位文学巨匠在厦门的135天，试图拨开流传已久的传闻与想象，还原鲁迅与厦门、与厦门大学之间更为立体而复杂的真实关系。该书也是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俞兆平，听他讲述百年前那些被误读、被忽略，却值得重新审视的鲁迅往事。
纠正误读 还原鲁迅复杂多维的厦大岁月
记者：鲁迅研究已持续百余年，关于鲁迅在厦门的研究也有不少专著。最初您是在发现哪一条史料、哪一个问题时，产生了“这个问题必须重新说一遍”的冲动？
俞兆平：本书书名落笔于“考论”一词，即含有“纠错”之意，纠正鲁迅与厦门、厦门大学之间历史传闻的错讹之处。引发我“重说”的冲动，是关于鲁迅“掏钱”“拍案”怒斥校长林文庆这一史料，在书中有关这一章我列出的副标题为“七种版本，百年公案”。因为我在史料查阅中发现，就这一事件的叙述竟有七种不同的版本。而“拍案怒斥”说，我在上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时，就从老师口中闻知；直到2023年一位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出版的《民族魂：鲁迅传》仍然坚持此说。但《顾颉刚自传》却是这样记载：“鲁迅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挖出两毛钱，递给校长，说：‘我捐两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他是当年在场的当事者，记下了鲁迅带有幽默的恶作剧意味的神情与动作，而非什么“拍案”。由此，我产生了“重说”的必要感。
记者：长期以来，“鲁迅厌弃厦大”的说法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流行？
俞兆平：除了和大众喜欢猎奇、喜欢有冲突性叙事的心理有关之外，主要和特定历史时期设立宏大叙事的总体需求有关。在那一时期，为配合主流叙事，往往把鲁迅和林文庆分别塑造为两条路线斗争对立双方的代表人物，给生长于新加坡的林文庆戴上“买办资产阶级”“老板”之类的帽子，而另一方的鲁迅便一再强化他与林文庆的斗争，一再夸大他对厦大“厌弃”的描述。由此，便成为一种流行的叙述状态。在今天看来，根据陈嘉庚对林文庆的评价，根据厦门民间“一木支大厦，双木支厦大”的赞语，原有的对林文庆评价是不公平的，贬低林文庆对厦大的贡献，实际上也贬低了陈嘉庚的功绩。
记者：经过您的考证，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概括，鲁迅到底怎么看待厦门大学？
俞兆平：可以鲁迅1926年10月10日给章廷谦信中一句话概括：“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
设问求真 探寻鲁迅思想转变的脉络
记者：您认为鲁迅在厦门的135天，对他人生来说最大的意义或者改变是什么？
俞兆平：鲁迅在厦门的135天，在他的人生中虽然是短暂的，却是鲁迅思想从前期到中期产生转折的起点。正如鲁迅自己说的：“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鲁迅思想从前期的进化论，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中发生改变，即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点上来，这是以往有所忽略的。可以说厦门时期是鲁迅思想产生质的变化的萌生点。
记者：您说厦门是鲁迅思想转变的起点。这一变化为什么恰恰发生在厦门？
俞兆平：很大的原因是与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节节胜利有关。鲁迅对北伐战争的进展颇为关注，在《两地书》中，仅1926年9月至12月就提到4次。鲁迅对社会群体结构的考察，原先偏向于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即精英为庸众所压制，但尼采这一政治学分类对改变中国现状收效甚微。这就促使鲁迅思考梁启超指出的另一极，即马克思的“多数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在北伐战争中，原先为“弱者”的“农工”们英勇奋战，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鲁迅得出新的判断：“那些所谓‘傻子’的革命青年和劳动工农，乃正是社会的改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记者：很多人提到鲁迅在厦门，首先想到的是《两地书》。您怎么看厦门在鲁迅与许广平关系发展中的特殊意义？
俞兆平：厦门是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隔空交流走向成熟之地，《两地书》是他们爱情与精神交流的结晶。空间的距离，时间的延缓，反而激起感情的升温，这一段他们相互之间通信的密度非常高，四个月内往返书信达八十多封，不到两天就有一封寄出。在厦门的后期，鲁迅终于打破内心的犹豫：“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可以说，厦门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见证地。
记者：您在书中都以“设问”的方式作为标题，比如“鲁迅在厦大住过地窖吗？”“鲁迅‘掏钱’‘拍案’怒斥林文庆吗？”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标题来写这本书？
俞兆平：对“鲁迅在厦门”的叙写已有不少，而鲁迅研究是门显学，且达百余年。如何不再沿袭前贤，拓出新意呢？这是本书面临的困难，但也是促成本书写作特色形成之所在。诺贝尔奖得主齐纳教授曾说过：“人的一生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找到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把它解决掉。”由此可见问题意识在科研中的重要性。为此，本书拟定的撰写策略是“设问”——设立问题，而后解说；围绕命题，纵深论析。如此，方可避免重复与沿袭，在深处求得新意。
人物名片
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主编、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哲学的鲁迅》《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等13部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