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舟
1985年的夏天，母亲从浦城县城调到偏远的管厝乡工作，我也跟着到了管厝中学读书。那时，我并不懂得母亲在职场打拼的艰辛，新学校的一草一木让不谙世事的我很是新奇，那间小小的图书室更是让我一生难忘……
那图书室的门框上钉着块漆色斑驳的木牌，上面写着“图书室”三个字。平日里，图书室的门是锁着的，只有每周三下午第三节课才开放。说是开放，图书室的门仍是关着的，管理图书室的老师在里面，门外挤满了来借书或还书的学生，借书、还书都通过那扇窗户进行。借书、还书的学生多了，就有学生爬上窗台，一手抓住窗户的木栅栏，另一手与老师交接图书。我很多回像其他同学那样爬上图书室的窗台，也很多次遥望着图书室，满心都是渴望：图书室的老师何时能为我打开那扇紧闭的门？
当时管理图书室的是阙老师，他已临近退休年龄，戴着眼镜，看起来瘦弱却不失威严。每到图书室开放时间，图书室外便人声鼎沸，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嚷着：“阙老师，我要借《艳阳天》！”“我要借《海燕》！”“我是来还这本书的！”……阙老师却不急不躁，偶尔轻敲一下学生们探入的手：“你还有书未还，不可再借。”那个试图一口气啃完两本书的同学，只得悻悻地从窗台下来。
也许是因为每周三都雷打不动地去还书、借书，阙老师注意到瘦小的我。那天，他在一片嘈杂声中唤我：“放学后再来找我。”放学后，我如约而至，轻叩图书室的门，阙老师轻轻地打开门放我进去，门又很快合上。我迅速用眼“扫描”这十多平方米的天地——真是书册整齐，纤尘不染！夕阳余晖正好落在阙老师的办公桌上，那里摆着一本姚雪垠的《李自成》上卷，他微笑着说：“这是专门给你留的。”随后，他指指书柜，示意我可以挑选喜欢的书籍。那一刻，我真是受宠若惊！
过了几天，我在学校食堂遇到阙老师。他停下脚步，对我说：“书要慢慢读，莫求快。爱看书是好事，但要读出书中的筋骨。”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出于礼貌，我点了点头。但此后，我不再执著于读书的数量，而是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啃读《李自成》上卷。
母亲在管厝乡工作一年后，终于调回了县城，而我也要转回县城一中读书。临行前，我再次叩响了图书室的门。阙老师知道我是来辞行的，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崭新的《悲惨世界》，满眼慈爱地递到我面前：“这本书送给你，可以待你长大些再读，现在也许你还读不懂。”他又无不遗憾地说：“兴许，我们很难有机会再见了。”
没想到，阙老师一言成真。我回到县城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县城一中的图书馆宽敞明亮，藏书也比管厝中学的图书室多了许多，我徜徉在书的世界里，却对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心心念念，时常想起为我开门的阙老师。阙老师对我独一份的关爱，让我时时感念。后来，我曾托老同学打听阙老师的归处，只知他退休后回了福州老家，因为没有具体地址，我终是没能再见他一面，至今想起，仍满心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