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
这张老照片是1979年我们一家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拍摄的。它见证着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
照片后排正中是我的父亲，他是一名小学教师。左一是我的爱人，右一是我。前排的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侄儿，另一个则是我的女儿。其时，我已经调到江西师范学院（现为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我的爱人也调到江西公安专科学校任教。
我们终于从江西西河砖瓦厂厂办子弟学校走出，走上了大学讲台，远在老家浦城的父母得知消息，很是高兴。待我们安顿好，父亲就带着我的侄儿千里迢迢来到了南昌。我的侄儿名叫沈从彬，是我大弟弟的大儿子，时年9岁。
1961年，身为家中老大的我和大弟弟都在浦城一中读书，我读高一，他读初二，我俩成绩都很好。我家八口人，全靠父亲每月39.5元工资过日子。家在山村，没有劳动力，除了父亲吃商品粮外，家中其他人的口粮都要向生产队购买，生活很是拮据。父亲不堪重负，思虑再三，不得不做大弟弟的工作，劝他退学，去学裁缝，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全家集中力量培养我一人上大学。
我大弟弟当时才14岁，清秀文静，虽然我极力反对，学校也诚恳挽留，但他还是听从父亲的安排，忍痛退学，离开了学校，到县城找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学习裁缝技艺。他天性聪慧，将学过的数学几何知识运用于裁缝技艺中，三个月就学成了，回到家中干起了裁缝的活计。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做一件上衣工钱仅1.1元，一条裤子工钱是9角。大弟弟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做衣服，和父亲一道，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我心里明白，大弟弟是为了我作出牺牲的。每次从学校回家，听到他的房间里传来“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我的心中便满是愧疚。那缝纫机的声音，声声叩问着我的心灵，我丝毫不敢懈怠——我知道，唯有考上大学，才不辜负父亲和大弟弟的托举。1963年，我考上厦门大学中文系。当他看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先是笑着祝贺，一转身，我发现他双眼含泪。是为我高兴，还是为自己失去念大学的机会而伤心？我想，两者都有！
1977年春，大弟弟因病去世，留下三个孩子。父亲到南昌，之所以带上大弟弟的大儿子，是希望我能好好地培养他。我们欣然接受了父亲的重托。于是，小侄儿开始在南昌上学，读小学四年级。这孩子爱劳动，但成绩不好，在新学校的入学考试中，语文、数学两门课的成绩加起来还不到100分。可我并不担心，因为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仔细分析了他成绩落后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没有人抓他的学习。
他和我女儿同班。第一个学年过去，南昌市统一进行期末考试，他的语文、数学居然全是满分。短短一年，他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走上了正轨。这为他后来的学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通过高考，他考上了福建医科大学，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的夙愿。毕业后，他回到浦城县医院工作，现在已经是老家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了。
人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对我来说，我家的这本“经”是充满爱的，尤其是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相互关爱、相互支持的手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