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3日，我傻傻蹲在家门口，心想只要守住门，母亲就不可能丢下我。没想到，母亲竟含泪从后门溜走，带着哥哥、弟弟前往云南，把4岁的我留在家中。父亲担心我没玩伴，竟活捉一只老鼠吊在门环上给我当玩具，自己去上班。
如此匪夷所思，但当年真切发生了！我那时年幼，记忆有限，很多事是事后和家人一起回忆才补足的。长大后深深明白父母的不易，但半个多世纪过去，几幕场景仍牢牢印在脑海，足见伤痕之深！
当时，母亲接到噩耗——年仅32岁的二舅苏黄昌在矿难中牺牲，怀着遗腹子的二舅妈打来电报，让母亲赶去云南安慰悲痛欲绝的阿嬷。外公、大舅早逝，阿嬷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1961年，二舅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宣威羊场煤矿，将阿嬷接去一起生活。二舅结婚后，育有一女二男，生活蒸蒸日上，怎料竟生意外！
母亲本想带上我，可担心我会闹。此前，母亲曾带我去厦门玩。可到了厦门，小小的我却闹着要回老厝花园“便便”。当时，老厝后面有个花园，我们这些小孩都去那里大小解，攒肥料养花草。经此一番，母亲担心我外出胡搅蛮缠，她自己也没出过远门，从石码到漳州，再乘火车到鹰潭换乘火车到昆明，最后才到宣威，千里迢迢，要多次转车，她确实担心搞不定三个娃，只好忍痛把我留下。
父亲在工厂做工，对模具制造精益求精，生活能力却很差。母亲一走，他既当爹又当妈，家里一团糟。看到我一边扎着小辫、一边散着头发，脸上鼻涕、泪痕交错，已过中午，我还眼巴巴地饿着肚子等父亲回家煮饭，厨房里几口锅烧得焦黑，回娘家的大姑婆直摇头，把我带去她在登第社的家。
在大姑婆家，我不会饿肚子了，还有一群小伙伴一道玩耍。每天晨起第一件事，我爬上高脚凳撕日历，撕了藏在枕下，撕下的日历越来越厚。吃了冬至汤圆，母亲还没回来；元旦过了，母亲还是没回来。父亲来看我，说母亲会在小年之前回来，到时就来接我。
很快，闽南人重视的小年到了，家家户户忙着祭灶，鞭炮震天响，伙伴们在满地的鞭炮纸里乐呵呵地搜寻残存的鞭炮……我却傻傻发呆：母亲咋还不回来？伙伴们老对我说：“你就留在我们登第社啦！”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明天我就回家！”可心里好虚、好怕：哪一天才是母亲回来的“明天”呢？
腊月二十五，父母亲终于来接我了！我搂着母亲的脖子再不肯撒手！回家的路上，父亲想替手，我坚决不肯。一向寡言的父亲一路直唠叨母亲：“我还以为你不回了！”母亲回：“债不过年，我去云南的60元路费是借的，得在过年前还了。二嫂帮我以烈士妹妹的身份在矿上报销了来回路费，要留我在云南过年。可我妈妈说，我得回福建，因为那还有我的一个家！”小小年纪的我这回听懂了：家，是母亲温暖的怀抱，是有亲人在的地方！
母亲赴云南49天，我在大姑婆家住了40天。五十六载岁月翻涌，半世光阴转眼成烟，可那49天的牵挂与守望，从未褪色。年少时只懂贪恋母亲怀抱的温暖，年岁渐长才读懂母亲千里奔丧的隐忍、父亲笨拙持家的慌乱、大姑婆伸手相扶的善意。家，是亲人彼此奔赴的心意，是困顿里互相托举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