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拾旧物，找出一些信件和照片，都是舅舅从海外寄来的。留存下来最早的是1950年，最晚的是1976年，距离今天整整五十年了。我就是通过这些书信和照片，认识这位不曾谋面的亲人。
小时候，外婆告诉我，远在南洋槟城有一位舅舅，属猪，生于1923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外公外婆带着一双儿女从福州迁往厦门。外公曾是法政学堂的高才生，是当时福州知名律师。到厦门后，他多次拒绝日本人邀其出任工作，家中生活举步维艰。年轻的舅舅被迫背井离乡，远渡南洋。
外婆说：“1947年5月，你舅舅独自一人漂洋过海。临行时，我饮泪泣血，肝肠寸断。那一天，他叩别双亲后，紧紧握住妹妹的手，吩咐她照顾好爸妈。那一年你妈妈才十五岁，她边哭边‘伊哥、伊哥’地呼唤着，你舅舅深情地说一声‘伊妹，保重’便强忍泪水离开了。那一天，天阴沉沉的，我和你妈妈目送你舅舅，直到望不见背影，心里空落落的。”
从此，书信和照片就成了双方望眼欲穿的牵挂，也是漂洋过海的慰藉。舅舅到槟城后，找工作并不顺利。他不敢告诉双亲——本是外公写信联系好先投靠亲戚的，没想到女主人看不起“唐山人”，整天指桑骂槐。舅舅不愿寄人篱下，毅然离开。他住过柴火间，打零工、干杂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后来经人介绍，到一所小学教中文。为了不让双亲和妹妹担心，信中只字不提在南洋所吃的苦，多年后其他亲戚回来时才告诉外婆。
当年的通信并不方便，一封平信走水路要半个多月，寄航空也要一周多，价格还是平信的好几倍。外婆想儿子，妈妈想哥哥，舅舅想家，盼信、读信、写信，成了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到舅舅该来信的日子，外婆一忙完家务就站在门口，一看到投递员便叫住他问。小伙子若没听见，她就步履蹒跚地追上去，吓得对方连声说：“阿婆，您别着急，一有您的信，我一定及时送到家里。”
外婆文化程度不高。1965年暑假，舅舅来信了，妈妈还没下班，外婆便让我拆信念给她听：“母亲大人膝下：远隔重洋，音书难寄，每念家中慈母，心中分外牵挂。自上次一别，转眼又是经年，不知您日常起居、身体安康否？身在异国，未能伴于您身侧尽孝，时常深感愧疚。今提笔修书，聊表思念，细说在外近况……”上小学的我依偎在外婆怀里磕磕绊绊地念着，突然，泪水滴在我手上——舅舅在信中说前段时间生病了，外婆听着听着便忍不住哭了。妈妈下班后，外婆急忙让她回信，叮嘱舅舅照顾好自己，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偷偷地问妈妈：“外婆身体也不好，不告诉舅舅吗？”妈妈说：“傻孩子，说了他会担心的。”
1970年春节，我们一家到照相馆拍照。外婆一大早就起来，对着镜子把花白的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换上崭新长衫，要把最美的照片寄给儿子看。
年复一年，舅舅这一别，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家。他离开五年后，外公去世；二十八年后，外婆去世。舅舅为不能回家奔丧而痛心疾首，几年后，也在异国他乡追随双亲而去。
如今我睹物思人，当年生离死别的无奈，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