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66年夏季，中山大学北校门珠江边的中大牌坊下。如今，照片里的同学已有一半不在人间了。
站在我（后排左二）右手边的，是同宿舍的邱日新，客家人，我们班的“活字典”。他平日最大的乐趣，是背诵《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时代出版社出版）。日新长我一岁，学习异常刻苦，每天天不亮便抱着书到中大西区的森林里朗诵课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学习上出类拔萃，在1963年年底的学习经验交流会上，受到年段老师表扬。
前排左二是团支书李吉龙，我的入团介绍人。他深知我高分考入大学，又因高学分向同学介绍学习经验，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都是工农子弟，国家培养我们不容易。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我们这批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耐心说服下，几经反复，我提高了觉悟，大二时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在他的持续激励和帮助下，终成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前排左三是挚友张铭金，长我两岁，潮阳人，出身贫寒，学习刻苦，琴棋书画，样样拿手。1964年年终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他向同学们讲述自己如何战胜潮汕“地瓜腔”方言、克服“中式英语”的有趣故事。有个经验至今令人拍案叫绝：“联想是记住英语单词的好方法——比如 partical，我想象自己‘趴在地上硬磕’；又如 morally，用潮汕话就是‘头发落地’——不留长发有道德哦！慢慢就记牢了。”
张学兄俨然是我在中大的小老师、引路人。刚进大学，他便鼓励我：“咱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出身贫寒，没有靠山，全凭自己奋斗！建议你参加学校游泳队，练好身体，健康第一。”正是他的助力，我过关斩将加入校游泳队，百米蛙泳取得89秒的好成绩，达到当年三级运动员的国家标准。
后来，当他太太从广州给厦门的我打来长途电话，泣不成声地告知张兄去世的噩耗时，我呆住了，眼前一片模糊，惊愕、痛苦，说不出的难受……
一张老照片，六十载同窗情。如今他们陆续远行，而我守着这些名字与往事，像守着一盏渐暗的灯。可灯影里那些埋头苦读的清晨、互相扶持的承诺，依然温热——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