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刘莉丽 魏昊
图/厦门市档案馆 提供
正在厦门市档案馆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上，王亚南的故事出现在第四部分“清风传家·厝里流芳”中——这部分集中展示出生在厦门或在厦门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故事。
王亚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厦门大学首任校长、《资本论》全三卷中文首译者之一。本期档案故事还原王亚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家风和精神品格。
首译传播《资本论》
据《王亚南全集》记载，王亚南与《资本论》的渊源始于1928年春。那年，他在杭州西子湖畔，与厦门大学毕业的郭大力相遇，两人一见如故，盟誓共同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彼时大革命刚刚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两位青年学者立下的誓言，在后来的十年里经历了战火、流亡和译稿被焚毁的考验，却从未中断。两人在合译《国富论》《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等风靡世界的4部经济学名著基础上，着手翻译200多万字的《资本论》。1938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资本论》，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1944年，王亚南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厦门大学教授，将战时永安的研究所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战的前沿阵地。1945年春，进步记者羊枣（原名杨潮）遭国民党杀害，王亚南愤而辞去所长职务，同年秋出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从西子湖畔立愿到《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问世，再到后来数十年在课堂上讲授《资本论》，王亚南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1957年5月23日，王亚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党委为其举行入党仪式，当年《厦门日报》作了报道。
真理重于个人得失，王亚南秉持着这种品格，从烽火岁月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的治校与治家之中。
儿女眼中节俭严格的父亲
厦门市档案馆收藏的王亚南档案里，最朴素的细节来自生活。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与家人睡在碎旧稻草铺就的旧木板床上，始终保持不讲究吃穿住行的生活习惯。1964年底，他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期间还闹了一场误会：他穿的两件破旧汗衫已有多处洞眼，被宾馆服务员误认为抹布而未送去洗涤。1969年11月，王亚南于上海逝世。后人清点遗物发现，“家产”除了满屋书籍外别无他物。
对于家人，王亚南极力反对搞特殊化，从不以权谋私。1956年，妻子李文泉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因病长期休养，王亚南以“不做事情，不能白拿国家的钱”为由，不仅拒绝为妻子申领休养工资，也不申请医药费报销，相关开支均由他个人稿费承担。三年困难时期粮油紧张，他坚决不让儿子王洛林随他去校长教职工食堂就餐，要求孩子和普通同学一样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1961年夏，组织决定让王亚南脱产到上海编写高校教材，有人考虑到他户口还没迁到上海，生活用品供应不便，想从厦门大学寄点物品，他立刻写信回绝：“党员应当服从政府的统一规定”“不要增加学校的麻烦”。
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也写在给家人的家书里。1968年，王亚南写给正在生病的女儿王岱平的信中说：“治病是一种搏斗。在治疗过程中……把最大部分的精力，配合治疗上的要求，想办法克服自己日常习惯上的惰力，自我创造出一种有利于病情的生活规律……”信中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诉苦，只有一位父亲用“搏斗”教女儿面对病痛，也把一生信奉的自律与韧劲，写进了家书。
用稿费资助贫困学生
王亚南不爱财，他的稿费大多用来帮助学生。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学术秘书的林其泉，写过一篇文章《王亚南轶事四则》。文中记载，中文系一女生因家境十分困难，不得已把用过的邮票撕下洗净重用被处分，王亚南约谈批评后，每月自己拿出15元由系里秘密转交给这名女生，且要求不许告知捐助人身份，直到女生毕业时才知是校长资助，当场落泪；20世纪50年代，不少学生赤脚上课，他以为“不雅观”，调查后发现，除了一部分是家在农村学生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一部分学生买不起鞋，为此，他让打赤脚学生人数最多的系登记尺码，给每人送一双鞋。
王亚南对人才的珍视更是出了名。撰写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徐迟称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人”。陈景润毕业后分去北京中学，因口才不佳、专注数学而难以适应，辞职回到福州，王亚南得知后，主动提议将陈景润调回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1957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调走陈景润时他也全力支持，后来，陈景润登上哥德巴赫猜想高峰。
“苦寒梅花品自高”。王亚南一生克己奉公、倾囊育人，诠释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