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出生在马来亚。1941年，日本人进犯南洋，爸爸随奶奶回到祖国，就读于集美高中，于暨南大学毕业后受聘南安南星中学任教。
贫困的少年生涯养成爸爸一生俭朴的习惯。很多在街上随手买得到的日用品，诸如畚斗、拖把、凳子等，我们家却多为爸爸自己制作，连猪圈他都亲手搭盖。他不光书教得好，手艺也很精到。然而，随着社会和观念的更迭，那些“陈记”孤品在屡次搬家时屡屡丢失，十分可惜！
唯有两件并非出自爸爸之手的文具，却至今仍是我的珍藏。
一把尺子是学校数学组发给爸爸备课《几何》《三角》的基本工具。每次用完，爸爸都拿一块布片轻轻擦拭尺子。布片不知换了多少块，而尺子总是干干净净，闪着亮光。爸爸走了，尺子留在我的书桌；而我对它十分钟情，于是再未购置使用过其他量尺。年逾古稀的黄色尺子上，黑色的数码和每一厘米的毫米刻度，以及“福州市文具厂出品”的商标，至今尚清晰可辨。
还有一台订书机，也是“老翁”了。那个年代家中有这玩意儿的很少，对于我们家来说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当然，这也难不住爸爸。他把硬铁丝一头磨尖，夹在两块小长条木板中间捆紧，一把锥子就诞生了。装订本子时，先用锥子钻两个距离跟订书钉一样宽的小洞，再把掰开的一枚订书钉的两个脚穿过小洞，然后在本子背面将钉脚压实，一次“订书”过程便这样完成。虽说我很快就学会了操作，但对那简捷便利的订书机犹存渴望，我知道爸爸也是极其期盼。
有一天，爸爸竟然带回家一个半新不旧的订书机！原来是爸爸和几位教师被指派去打扫办公室，这是爸爸在废弃的垃圾堆中发现的。当然，爸爸不敢立即“变废为宝”，等周围都没人了，才偷偷从垃圾堆里翻拣出来。我们家自从有了真正的订书机，半个多世纪来就再也没让它偷闲过。这台上海订书机厂生产的“元昌”牌订书机质量真是过硬，时至今日，我家所有需装订的材料依然用它来装订完成。
在我们家无数次的迁徙过程中，这两件文具从未被遗弃，始终为我们效劳。我每次使用它们，总会涌上一股难以名状的心潮，似乎总能触摸到爸爸手的余温。
爸爸留下的俭朴家风，也将一代一代绵延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