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十七岁的我读初三。在镇上租了一间约九平方米、铺着木地板的小房，与房东口头约定租期一年，每月租金五角。我为终于有了一处心仪的读书小天地而庆幸。没想到，次日，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房东未与我商量，又安排了一位学生与我同住。我虽不乐意，也只能默默接受。
他叫顾振权，与我同年生，都属鸡。闲聊中得知，他高我一届，刚从我就读的中学毕业，是考上姜灶高级中学的四名学生之一。我暗自欣喜，他成了我努力学习的榜样。
我们开始“搭伙”过日子。每周六我们回乡下老家，周日再背着粮食、蔬菜、咸菜回来。他的厨艺比我强，能把胡萝卜切成厚薄均匀的片，漂漂亮亮地码在碗里。我拜他为师，学习切菜、炒菜、做饭等基本功。学习上，我常向他请教，虽说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但我十分佩服他。
日子就这样在煤油灯下、锅碗瓢盆间，悄悄过去。没想到，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房东突然来找我们，说让我们退房。这消息如一声惊雷，砸得我俩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和他都追问房东：“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自知理亏的房东道出实情：她家亲戚要坐月子，看中了这间小房。她有些自责地解释：“我怕得罪亲戚，只能委屈你们了，对不起！”房东态度诚恳，我们理解房东的难处，只得答应搬走。然而，我们心里还是有怨气，这事可不能就此罢休！
临走那天，顾振权铺开纸，提起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一封“公开信”：“你虽是亲戚，强占民房，于心何安？我们被迫迁出，心中不服！”写罢，他把这封“公开信”端端正正地贴在门背后——既让那位亲戚看见，又给房东留足了面子，同时泄泄我们心中的怨气。
寒假后，我们都返校了，房东兴高采烈地告知我们，说那位亲戚另找了地方，房子继续租给我们住。搬回去后，望着那封贴在门后的“公开信”，我俩相视一笑，仿佛打了一场胜仗。
第二年，我如愿以偿考入姜灶高级中学，我和他都入校寄宿。从此，我俩教室相邻，宿舍紧靠，一起在煤油灯下夜读，一起学吹口琴，一起唱歌。他毕业那年，我们在校门口拍了张合影——白衣少年，意气风发（图1，中间为顾振权，左为作者）。
然而，他因患有高血压，高考体检未能通过，没能上大学。临别时，我赠送他一本当时很时兴的红色塑料皮笔记本（图2），我在上面郑重地写下“挚友 留念”几个字（图3）。他回到农村老家后，养过蜜蜂，穿行于云贵高原，后来在一家乡镇企业上班。我则考入军校，驻防东南沿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从未因人生际遇的差别而中断联系——书信、电话、微信，我们的联系也一直与时俱进。
去年五月，我回南通老家探亲，两个老汉又坐在一起。他从柜子里翻出那本红色塑料皮笔记本，笔记本纸页已发黄，边角也有些破损了。我翻看时，熟悉的笔迹撞入眼帘，我眼眶湿了——六十几个春秋倏忽而过，它静静地记录着岁月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