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深处，童年就像一幅缺少暖色的画。放学后，同学们推开家门就能闻到饭菜香，而我们只能饿着肚子，手忙脚乱地生火做饭；雷雨交加的夜晚，人家孩子都有母亲的陪伴，我们却蜷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节假日，看着小伙伴拉着母亲的手开心地走亲访友，我们只能倚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大街上人来人往……
我刚出生不久就交给奶奶照顾了，后来，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父母亲便更加忙碌了。母亲留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严肃的，好像她从来不会笑，若是我们犯了错，就会被她严厉训斥。对这样的母亲，我们更多的是惧怕和怨恨。
当年，父亲在福州工作，母亲则在浦城县医院上班。1969年，父亲下放到浦城老家的农村，母亲为了全家能团聚，主动申请调往父亲所在的公社卫生院工作。团聚的日子本该更温暖，可母亲的工作却更苦更累了。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妇产科只有她一人，妇幼保健、日常门诊、产前检查、手术等全由她一人承担，还得经常下乡为产妇接生。记得有一次，她竟同时接到六位产妇的接生请求，最远的一家离卫生院十多公里。母亲分身乏术，只能根据家属描述的产妇情况安排接生顺序，然后马不停蹄地一家一家赶去。幸运的是，六个产妇都顺利生产，可一天一夜熬下来，母亲累得瘫倒在地。听到这些事后，我才理解了母亲，为什么她回家时总是疲惫不堪，为什么她不能像别人的母亲那样悉心照顾孩子。身为一名助产士，她早已把自己给掏空了。
后来的一天，我上学刚走进教室，同学们就突然鼓起掌来，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莫名其妙，同桌推了我一把：“你可真能装！你有一位那么伟大的母亲，还这么低调！”原来前一晚，班上有几位同学和家长在公社影院观看了一场名为《乡村女医生》的演出，剧中的乡村女医生就是我的母亲。这几位同学在班上绘声绘色地讲起我母亲的故事，同学们才知道我的母亲竟是如此令人敬佩的助产士。
其中一个故事发生在1973年的冬夜，是我并不知道的。一位产妇在卫生院待产，已经工作了一天的母亲守在产妇床前，正准备接生时，母亲却突然晕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家属大声呼救，可深夜的卫生院没有别的医护人员。母亲被喊声惊醒后，顾不上摔伤的疼痛，立刻爬起来消毒，咬紧牙关，强撑着为产妇接生。产妇顺利地生下孩子，母亲才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身体回到休息室，那时天已蒙蒙亮了。可母亲刚躺下不久，门外又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有人来请她去接生……听完同学的讲述，我呆住了，心里既羞愧又心疼：母亲把她的一切都献给了妇幼保健事业，而我们不仅不理解她，还怨恨了她那么多年。
其实，打从我记事起，便常有人带着幼小的孩子来家里感谢母亲；我们走在大街上，也常被人认出来，说我们是“邓医生（那时很多人这样称呼母亲）的孩子”……我们兄弟姐妹还曾私下里说：“真是奇怪，那么多人都说妈妈好，难道就我们几个觉得妈妈不好吗？！”
随着年岁渐长，我才逐渐懂得了母亲的艰辛，真正地理解了母亲当年对家庭、对孩子的“忽略”包含了多少无奈与牺牲。
母亲如今已92岁高龄，退休前，她一直战斗在妇幼保健的第一线，温和耐心，技术精湛，用自己的双手迎接了难以计数的新生命。在浦城，提起她的名字，老一辈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她曾是浦城最受人尊敬的助产士，被很多人称为“迎接新生命的天使”。而我，终于从当年那个怨恨她的孩子，变成了从心底为她感到骄傲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