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
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段，在厦门岛留下两处内容完全相同、书写别无二致的题刻，这在厦门已知的摩崖石刻中未见第二人。
这两处题刻，其实相距不远，一处位于中山公园南门附近的魁星山摩崖石刻群，隶书直题“弎巡鹭江”四个大字，右侧楷书直题“大清同治六年岁次丁卯孟秋月”，左侧楷书直署“观察使者楚北曾宪德识”；另一处位于虎溪岩山后白鹿洞寺内六合洞前。两幅内容、署款一字不差的题刻，诉说着“观察使者”曾宪德与厦门的缘分。
先解释一下“弎巡鹭江”的“弎”字。“弎”是“三”的古文写法之一，在《说文解字》中被明确记载为“古文三字”。随着汉字演化，其用法逐渐被“三”“叁”替代，但仍作为古文字形留存在典籍中。“弎”作为一个形声字，从“三”，表音表意；从“弋”，意为“游戈”“持戈巡逻”。“三”与“弋”联合起来，指每天进行的第三次持戈巡逻。曾宪德选用此字题刻，必有缘故。
曾宪德（1822—1882），湖北京山人，朝考时曾得到阅卷大臣曾国藩的赏识，后长期在福建任职，先因功授邵武府同知，后被派到建宁府帮办军务，旋升泉州府知府，不久调任兴化府知府，同治二年（1863），因其“任事一秉至诚，善于用兵，智谋深远”，被任命为兴泉永道道台。
兴泉永道是清代福建省的行政区，为省的派出机构，其前身是设于明中叶的兴泉道，后被废，康熙九年（1670）复置，初辖兴化府、泉州府，后增辖永春直隶州。道治初驻兴化府，雍正五年（1727）移驻厦门。雍正十二年（1734）改称分守巡海兴泉永兵备道，统辖两府一州军政要务；乾隆三十二年（1767）加兵备衔，新增盘放兵饷、监造战船职责。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署被英军占据，改建成洋楼。曾宪德出任道台后，经过交涉，英人将道署归还。曾宪德多方筹资，将洋楼削平重建，并撰《重建兴泉永道署碑记》立于新建的“还珠堂”前。他的后任潘骏章在魁星山有题刻记此事：“咸丰己未秋，余由延调此，仍借海关署办公，官廨逼仄不堪。至同治癸亥，英人归还旧署，体制已非。时观察曾公鸠资建复，规模壮丽，洵有功也。”潘骏章是安徽泾县人，他到兴泉永道任事比曾宪德早四年，但出任道台要比曾初任晚八年。
同治三年（1864）八月，曾宪德任满，“送部引见”，但还没动身，便传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进攻漳州的消息。曾宪德奉命留办军务，差事办得不错。闽浙总督左宗棠深感兴泉永道一职极端重要，于是以“人才可用，中外情形熟习”为由，力保曾宪德回任兴泉永道道台，并“赏加按察使衔”，故有题刻落款“观察使者”之说。
那时的道台任期短，同治五年（1866）便要“于通省道员内拣员调补”。朝廷内定接任人选为福州将军英桂的胞弟英朴，但左宗棠力挺曾宪德。于是，曾宪德三任兴泉永道道台，成为兴泉永道历史上出任道台次数最多的人。曾宪德心旌荡漾，挥毫写下“弎巡鹭江”四个大字，今人细细观赏他的题刻，仍能感受到他泼墨挥毫时的自豪和自傲。
然而，当我翻开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一版一印的《民国厦门市志》卷十一“职官志”时，却只在249页找见同治二年初任、同治四年回任、同治七年再回任的“曾宪法”。从籍贯和到任时间、任职次数来看，这个“曾宪法”显然就是曾宪德。这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人猜测，当年市志底本都是手抄件，估计整理者把草书“德”字看成“法”字了。
曾宪德在魁星山题刻时，道署后的魁星山还未被辟为花园。他的前任、主持纂修清道光《厦门志》的周凯曾想建园其中，但未能如愿。曾在任时，时局动荡，无力建园，魁星山日渐荒芜。他的继任者潘骏章，有情怀、有诗思，终于把魁星山整治成了道署后花园。他在魁星山一方题刻中说：“辛未岁，余重临斯土，闲历后垣，见岩奇木古，扳危登眺，胸次廓然，惜为荆棘丛掩。爰命工辟之，栽花引路，扫石留题。公余之暇，聊助逸兴云。”他还在另一方山石上以楷书横题了“山林逸趣”四字。
因为魁星山是道署的后花园，目前保存完好的摩崖石刻多数是道台题的，如吴山题的“石欹岑曲”、周莲题的“万壑云根”、徐兆丰题的“鸿雪”、姚文倬题的“静观”、厦门最后一任道台庆蕃题的“峭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