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献智
1967年秋，我在天津航校当飞行学员，接到舅舅从河北老家寄来的信，说他患了肠癌，要来天津人民医院治病。作为他在天津唯一的亲人，我这个过集体生活的学员深感压力，但也只能尽力而为。
我带舅舅去医院挂号，医生诊断后表示需要手术。但医院床位已满，需等一周才能安排住院。在此期间，舅舅必须每天来医院检测体温、血压和血糖，各项指标合格才能手术。
我随即带舅舅在附近寻找旅馆，可家家客满。那年月住店需单位介绍信，舅舅匆忙而来，并未开具。住宿无望，我只好返回医院，想恳请医生加个临时床位。门诊医生已下班，候诊大厅里，一位十几岁的姑娘正在打扫卫生。我上前询问，她杵着墩布说：“我也是从黑龙江来看病的，来了二十多天也没住上院。病房能加的床都加满了。我晚上就把这些长椅并起来当床睡。如果老人家没地方去，我帮他在大厅搭个临时铺，可以睡到明早五点。”
我无奈地对舅舅说明情况，答应第二天从学校开介绍信再找旅馆。次日我带着介绍信赶到医院，舅舅却高兴地说：“不用找旅馆了！昨晚小谢姑娘把长椅对起来，还把她的被子借给我，我睡得很踏实。你去帮我买床被子就行。”
当我拿着被子回到医院，舅舅正和小谢坐在长椅上吃鸡蛋卷饼。小谢递给我一份：“你一定还没吃饭吧？这儿条件比不了你们学校，将就吃一口。”我问饼多少钱，她倒了杯白开水给我，笑道：“难得能给未来的飞行员买顿饭，还提钱？我爸是小兴安岭林业局的工人，我有生活费。”
这时，挂号室一位老阿姨走过来，笑着对小谢说：“老编同志，一会儿看见刘大夫，让他来挂号室给家里回个电话，他爱人找他有急事。”我诧异地问小谢：“你到底姓谢还是姓编？”老阿姨笑着解释：“这姑娘懂事勤快，我们都喜欢她，叫她‘编外职工’。”小谢接着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照顾我，这热水瓶就是挂号室阿姨借我的。”
当晚回到学校，中队通知次日午饭后全体前往涿县集训，不得缺席。我顿时犯了难：舅舅尚未住院，手术未做，我无法照顾。焦急无措之下，我打电话到挂号室，拜托老阿姨找到小谢，向她说明情况。小谢在电话里毫不犹豫地说：“你放心去集训吧，我会尽力照顾好老人。”
集训结束回来，舅舅已出院，小谢也回了伊春老家。春节回家时，妈妈告诉我，舅舅回来后一直夸小谢善良细心，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留了她的地址和一张照片。妈妈把纸条和照片递给我，神情认真地说：“儿子，和谁处朋友你自己决定，我们绝不干涉。但这位姑娘替我们照顾了舅舅，这份情一定要好好感谢。”
毕业后我分配到成都，有了收入，便买了一件当时流行的涤纶上衣和一双锦纶丝袜，按地址寄给小谢，并附信感谢，希望保持联系。一个多月后，包裹却被退回，随附小谢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当兵是为保卫祖国，舍小家顾大家。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一点小事，不值得谢。望你专心学习，为祖国多做贡献，不必回信。我们全家随父亲转场大兴安岭，新址未知。”
读完信，我既感动又遗憾。此后在东北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到伊春和大兴安岭打听她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和那个年代特有的纯真与善意，一直留在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