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
1949年春，父亲杨成生随长江支队南下，他们到达福建后，帮助当地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兴办教育和卫生事业。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后来父亲和母亲曾多次对我们说起。
父亲是山西人，小时候读过私塾，1939年参加革命。他是“财粮干事”，长年东奔西跑为部队收集粮草，回家就教民兵学文化。母亲则一边照料哥哥姐姐，一边给战士们做军服。
父亲随军南下，第一站抵达闽北山区政和。这里地形复杂，土匪猖獗。有一次父亲正在开区委会，突然外面枪声大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名干部有事来晚了，路上发现土匪正准备包围区委。他立马通知民兵赶来救急，土匪被民兵打了个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落荒而逃，父亲及其他干部因此逃过一劫。
父亲和母亲十分恩爱。当年在山区工作非常危险，父亲总是把母亲当年亲手绣的定情信物——“龙凤呈祥”荷包，别在裤腰上。父亲说：“有这个荷包在身上，心里就踏实。”我第一次见到这只绣工精美的荷包时，曾问母亲为啥要绣这样的图案。母亲说，自己送荷包给父亲，是希望父亲能如蛟龙一般英勇无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龙凤呈祥”图案则寄托着她内心最深的期许，希望能与父亲风雨同舟永相伴；荷包上的“日月同辉”，则象征着共产党给新中国带来光明。父亲特别珍视这个荷包，如今它虽已褪色、破损，但它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与父母亲革命的浪漫，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1952年，组织派人把母亲和哥哥、姐姐接到政和。我们一家团聚后，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一次机关干部培训结束时，母亲为父亲绣了一个“政和县机关干部班毕业纪念章”。后来为了方便保存，我们把它别在荷包里了。
1955年，我在政和出生。父母亲工作都很忙，父亲考虑到当地干部需要培养，劝母亲让出工作岗位。母亲虽不舍，但她明白父亲说得对，于是主动请辞，回归家庭。
1956年，父亲调到建瓯工作，之后又调往建阳、南平等地工作。父亲大公无私，在职时，曾有多次机会调整工资，可他主动放弃，让给家庭困难的同志，他说，自己让出一级工资，可以给三四个普通工作人员调一级工资，改善三四个家庭的生活！有人说他傻，他笑了：“若说这是傻，那我愿做‘革命的傻子’。”
父亲离休后到邵武干休所休养，2003年父亲离世，时年83岁。父亲一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在福州“长江支队纪念园”的石碑上刻着4000多个长江支队干部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就在其中——“长江支队第二大队二中队杨成生”。父亲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革命精神我们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