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寄来一箱地瓜，拆开时我乐了——这哪里是地瓜，分明是刚从泥里钻出来的土行孙，薯皮上还裹着闽南红壤，像极了造物主给它们盖的印。指尖抚过地瓜的弧线，那些与地瓜紧密相连的日子，便顺着记忆的藤蔓，缠上心头。
那时，村里的老厝一般都住着三五户人家，灶台自然是“各显神通”，或“杵”在走廊，或“蹲”在过道。天蒙蒙亮，各家像约好了一般开始做早饭。父亲蹲在田埂上，教我和妹妹破译“炊烟密码”：“瞧，白烟飘悠悠，淡得能照见人影，煮的是粳米粥；黑烟浓浓的，煮的是地瓜汤……”我和妹妹将信将疑，看着自家烟囱冒出的是黑烟，便立马跑回去，揭开锅盖一看——好家伙！热腾腾的地瓜已煮成了糊。日子久了，我和妹妹就成了村里的“炊烟小侦探”，谁家煮粳米粥，谁家熬地瓜汤，看看炊烟就知道。
腊月里，地瓜收成了，家里床底下、仓库里，到处堆满了圆滚滚的“小胖子”。到了来年农历三月，有些“耐不住寂寞”的地瓜偷偷生出嫩芽，藤蔓顺着床沿往外爬。那年春天，从省城来采风的女画家借住在村长家，半夜突然一声尖叫，冲出院门，大喊床底有蛇。村里人举着马灯赶来，往床底一瞧，满场哄笑——哪有什么蛇，不过是地瓜藤蜷在床脚，叶片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泥。
那时的日子，清贫却温暖。渔村的人常挑着炒得喷香的海螺来村里换地瓜，物物交换，各取所需。孩子们捧着粗瓷碗，海螺的鲜混着地瓜的甜，吃得满嘴留香。有一回，父亲的同学远道来做客，临走时父亲往他们车上搬地瓜，一袋又一袋。母亲在一旁拉着父亲直嘀咕：“再多装半袋嘛，咱不能小气！”那时候只觉得母亲矫情，如今才懂得，那袋子里装的哪是地瓜，而是穷日子里，我们唯一能挺直腰杆送出的慷慨。
到了农历四月，地里的新地瓜还没长出来，家里存的地瓜吃得见底了，人和猪都得勒紧裤腰带。家里顿顿喝稀粥，那粥稀得能数出碗底的米粒来。总算熬到农历五月，早地瓜可以收成了。谁家挖了新地瓜，准会送些给邻居的孩子尝鲜。母亲把煮得软糯的地瓜捞进我和妹妹的碗里，淋一勺葱油，甜香裹着葱油香，吃得人眼泪汪汪。
如今，日子好过了，地瓜的新品种层出不穷，做法更是五花八门，焗、烤、拔丝，我吃过不少“花样地瓜”，可不知为什么，再也尝不出当年那味道。或许，地瓜早已成了乡愁，藏在我记忆最软的褶皱里，走到哪儿，都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