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龙
老郑和我做上邻居的时候，已七十六七。梦山路27号小院，他三楼，我六楼，步梯上下楼，遇上了总会聊几句。他唤我小陈，我敬他郑老，他说：老社长我们都才叫他老龚，你可不要这么叫我。虽然我知道他是出版社的元老，离休的干部，盛情之下也只好硬着头皮称他老郑。
老郑长相普通，个子矮小，微佝着身子，不高的身子更显缩水。他为人乐观，爱开我的玩笑，一展颜，满脸就剩一对飞扬的寿眉，与平日所见的街坊老头并无两样。
老郑老两口异常恩爱，每日总相依着下楼逛西湖，提着点豆腐小菜回家，前趋后随，正如砣不离秤，秤不离砣。
一天，他看到我，突然离了那二人转，背对爱人把我拉到一旁，说要出一本书。这是他女儿郑晓蕾在美国出版的纪念母亲的书，已由他的校友江琴女士译成中文。我讶异之余，要了书稿，连夜读完，吃惊匪浅。原来，老郑的人生藏着时代的巨澜。
他的前妻胡希明本是长汀人，后来她的父亲供职于厦大，一家就搬到了鼓浪屿。抗战期间厦大西迁长汀，胡希明一家正好住在老郑爷爷提供的大院里，两个孩子就此结缘。少年时的青梅竹马，让两人的友情随着岁月自然地升华成了爱情。抗战后，两人前后考入厦大教育系，同时结婚，很快生下晓蕾。1949年，她带着晓蕾和尚在腹中的小女儿去了台湾，从此天各一方。
书很快就以《我的母亲胡希明》的名字出版了。我们还请他们爱情的见证人，当年还是小伙子的潘懋元老先生写了小序，97岁的潘老居然记得70年前胡希明抱着晓蕾在松岩公寓花园散步的细节。
从此，我见到了快活老郑的另一面，他经常眼含热泪，诉说那无法排遣的愧疚。我不解，为何当年让她们走呢？他说，他是地下党，不能走，只想着几个月就能祖国统一，再行相会。
但人生从来就是一次性的，虽料定此去经年，何曾想竟会是半度人生？
那怎么又结婚了呢？老郑泪水无声溢出，嗫嚅着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了。
他以为见不到的爱人，转赴北美读硕读博，带大孩子，成为纽约大学的杰出教学教授，在海外多方寻索，苦苦等待。1974年，中美关系回暖，她想尽办法，加入第一批教育访问团回国寻夫，终于在北京见上。酒店里，两人泪眼对坐，拼命想寻找往日的影子，却发现一切都已改变，日思夜梦的丈夫不仅不再风华绝代，而且还有了新的家庭。胡决然离去，就算她此后仍多次回国，与国内多家大学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此生却不肯再见他一面。2001年，她在纽约因渐冻症离世。
一位才华出众的客家女子，取得了那个时代华人女性最高的学术荣誉，可依然应对不了无望的爱情。她一辈子都没能从这场感情“事故”中走出来，去世后，晓蕾发现她遗下的桌牌上赫然写着座右铭“工作是最好的麻醉”。这哪里是什么不可治愈的绝症，分明是五十年无药可救的情毒！
2023年初，老郑驾鹤西去。他过世后的又一年春节，我在长汀县城穿过一片旧宅，鬼使神差间来到肖屋塘18号的门前。古院大门紧闭，门侧石上的“郑克明”三字让我惊觉，这是他们曲折情路的美丽起点。郑克明正是老郑祖父的大名，光绪十五年的进士。目光抚过这字，我仿佛抓住了惆怅的时光。眼前似乎映出，两人订婚后的一个冬日，乘着乌篷船出游长汀濯田乡下，那山川明丽、新人执手的画面。这情这景，在多少年后恍如梦魇。
日近薄暮，不远处店头街人声鼎沸，城墙上炮仗震天，浮世的繁华随着暮色掩袭过来，渐渐抹去了石刻字上岁月的旧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