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纯纯
2025年2月3日，立春，九旬母亲安详离世。整理遗物时，我打开她常年紧锁的抽屉，在装有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存折的小盒下，静静压着两张20世纪50年代的结婚证。奖状般的尺寸，黄底红框，显得格外庄重。厦门市人民政府的印章和市长张维兹的印章依然清晰，红双喜纹样之间贴着父母年轻时的黑白合影。登记日期定格在1955年1月20日。
望着照片中郎才女貌的二人，想起他们赋予我们三姐妹生命、含辛茹苦将我们抚育成人的往事，尤其是父亲一生操劳，未曾享过一天清福，我不禁泪眼模糊，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曾听外婆提起，1952年外公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邻居阿娇姐介绍她爱人的同事——我的父亲邱绍宜老师与母亲相识。外婆没多少文化，却打心底敬重读书人；而父亲当时大学毕业不久，只身在外工作，也偏爱简单纯粹的家庭。两人心意相通，经过一年多相处，最终走到一起。
20世纪50年代，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我家住鼓浪屿，父亲在集美任教，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记忆里，每逢周六下午，我和两个妹妹总会守在门口，一边玩耍一边盼着父亲归来。看见他的身影，便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他会给我们带些零食，家里也只有那天才有好吃的。
我自记事起，父亲从未抱过我和两个妹妹。后来听母亲说，他们婚后不久，父亲便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于1958年和1962年两次远赴上海接受开胸手术。第二次手术时大出血，父亲后来回忆：“身上流的都是别人的血。”那次他险些没能下手术台。当年医生曾嘱咐：“十年后医学进步了，再来上海换人工心脏。”此后数年，医院每年寄来回访信，直至1966年方才中断。
平静的日子终究被特殊年代打破。父亲所在的学校解散，他被下放农村。那是1970年元旦清晨，人民体育场里公交车一辆接着一辆。父亲如往常一样穿着灰色中山装，只是胸前第一次没有了那枚红色的校徽。我们找到车前写着“漳浦深土公社”的那辆——深土公社是父亲要去的地方。母亲带着我赶来送行。天刚蒙蒙亮，车将启动，母亲为父亲整理围巾，轻声嘱咐：“山区比厦门冷，到了要添衣，千万别忘了吃药。”一向沉默的父亲只答了一声“好”，转而郑重地看向我：“要好好学习，有不懂的就写信问我。”我用力点头。车渐行渐远，我与母亲搓着手走出体育场。母亲摘下眼镜，掏出了手帕。
两年后，父亲病故。他与母亲共同生活了十七年。
“阿宜啊，你没良心……放下我和三个孩子，叫我怎么办啊……”五十三年前，不到四十岁的母亲扑在父亲灵柩上撕心裂肺地哭喊，至今仍刻在我心里。更令人心碎的是，父亲出殡那天，正是1972年1月20日——他们结婚十七周年的纪念日。
父亲终究没能等到医学进步换人工心脏的那一天，未满四十九岁便匆匆离去。年轻的母亲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既当妈又当爸，拉扯我们三姐妹长大。若非政府悉心照顾，发放十三个月抚恤金贴补家用，安排我尽早就业，又将母亲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使她得以在事业单位退休……仅靠母亲一人，实在撑不起那个风雨飘摇的家。
七十年岁月流转，父母的艰辛付出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如今他们虽已远去，那份深沉的爱与牵挂，却化作无尽的思念，伴我岁岁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