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明
年终整理旧物，打开五斗橱抽屉时，一本粮籍证静静地映入眼帘。轻轻拂去封面的薄尘，翻开扉页，母亲的名字列在“户主”一栏。家中一切事务都由她操持，这个身份对她而言当之无愧。
粮籍证每隔几年便更新一次，手中这本发证日期是1993年4月——才启用不久，便随着时代悄然退场。然而在那些年月里，它曾是全家的“命根子”。如今重逢，竟觉陌生又亲切，仿佛还能触摸到曾经揣在怀里的那份重量。
粮籍证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向非农业户口家庭配发的粮油购买凭证，内页详细记录家庭成员信息及每人每月的粮油定额。重体力劳动者每月最多可购大米40斤，轻工业工人30斤，机关干部、无业居民则为28斤，儿童减半。
每月25日左右，居委会主任会通知各家领取下月粮油票。左邻右舍三五成群，陆续到居委会排队领票。我领回后交给母亲，她便开始精打细算地安排。父亲在杏林第一化纤厂工作，粮票、油票都需交到厂里食堂换成饭菜票——即便身为厂长也不例外。只有周日回家吃饭时，才能“分享”到家中本已按日摊薄的定量。
我家住在图强路，定点的粮店位于公园南路（今市少儿图书馆旁）。每次买米，都要提着米袋，揣好钱和粮票去排队。粮店门面与仓库一体，后半间粮垛高叠，几乎触到屋顶。店前摆着两个大木柜，分别盛放早米和晚米。每当柜中米将见底，店员便从后方扛来整袋大米倾入柜中。售粮员用一个大铁皮漏斗从木柜取米，过秤后倒入我们自带的米袋。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用半自动的木制“售粮机”。
特殊年代，不少地方生产停滞，粮食供应紧张。粮票只能兑换定量的一半大米，另一半常用面粉、玉米、高粱或地瓜干替代。邻居一家来自河北，教我们做馒头、蒸窝窝头。家里也备起擀面杖，学做手擀面。
等到我和弟弟上中学，饭量明显见长，粮票渐渐不够吃了。母亲便悄悄去“自由市场”，用现金兑换一些粮票。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一旦被发现就要受查处。但为了让我们吃饱，母亲还是冒险去做。她年轻时历经风雨，既有见识，也有胆魄。记得中学每学期都要“下乡支农”，下田收割水稻，往往忙到上午11点就已饿得手脚发软。食堂每餐定量严格，想多买个馒头都不行，更不能“寅吃卯粮”，只能忍着饥饿等到开饭。那样的经历，让我们这代人至今仍对粮食心存敬畏。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粮食产量大幅提高。1993年，全国全面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粮籍证结束了近四十年的历史使命。如今市场上粮油产品琳琅满目，手机轻轻一点，粮食就能送货上门。这一本小小的粮籍证，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岁月生计，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从票据限制到物资丰盈，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