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晨
翻开珍藏的相册，半个多世纪前元旦的阳光，依然透过泛黄的相纸，温暖着我。
1970年元旦的上午，我们四个人——李幼书、我、蒋文宁、李幸（从左至右），相约聚在团部宿舍前面的空地。李幸背着一个挎包，像是背着圣物一般。那是他从家里拿来的宝贝——当时还很稀罕的海鸥相机。“相机拿来了！我还拿来了三脚架！”他翻开挎包盖，黑色的相机机身泛着幽幽的光。我们围上去，四个脑袋几乎碰在一起。在那个一年到头难得拍张照片的年代，这架照相机本身就是个奇迹。
选择拍照背景时，我们各自都有想法，最后定在那堵镂空的青石墙前，墙后是办公楼的房顶。李幸蹲在地上，一边通过取景框构图，一边调节高度。他调了又调，终于满意了，对我们兴奋地宣布：“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自动拍摄！”他把快门线调到十秒延时，轻轻一按，然后像只敏捷的猫，从相机后面跳开，闪进右侧。那十秒，长得像十分钟，我们屏住呼吸，站得笔直，认真地望着镜头——那个小小的、似乎深不见底的玻璃眼睛。
“咔嗒——”时间被“海鸥”那声轻微的脆响定格了。小小的黑白照片里，我们的神情是庄重的，嘴角却都抿着一丝压不住的笑意，那是羞涩的、属于十七八岁的、对未来充满希冀的笑意。
我们四人，同年参军，虽未分配在同一个连队，但团宣传队每年两次的集中活动，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们相继离开部队，依然保持着联系。我和李幼书转业后，都在政法系统工作，蒋文宁与李幸转业后则从事教育工作。
如今，老照片已经泛黄，可我们的脸——年轻的、光洁的、没有被岁月凿出沟壑的脸，依然清晰。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觉得它就像一艘不沉的小船，从1970年的元旦漂来，停泊在我的相册里，也停泊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轻轻地抚摸着照片，指尖似乎仍可触到那个元旦的温度。而最让我高兴的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我们，依然时常联系。56年前，“海鸥”定格了我们的青春，而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战友情谊历久弥坚，早被岁月酿成了甘醇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