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近邻党建” 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日期:12-29
●邢博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最后一公里”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近年来,厦门市以“近邻党建”为抓手,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激活邻里间的组织力、协商力与服务力,探索出一条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有效路径。
健全“近邻党建”组织体系 夯实治理根基
基层作为国家治理“最后一公里”,治理效能直接关乎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而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是基层治理成效的关键。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基层社区治理挑战加剧:一方面,城市社区人口密度攀升,新旧小区交织,治理对象多元、需求差异显著,传统“一刀切”模式难以精准匹配诉求;另一方面,邻里关系疏离、居民参与意愿薄弱,且治理主体资源分散,导致问题响应滞后、服务覆盖不足。在此背景下,“近邻党建”以党组织为纽带,以“邻里”为治理支点,通过重构组织体系、整合资源、激活参与,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针对传统治理中社区党组织与居民间的“断层”,厦门构建“市级统筹、区级配套、街道兜底、社区推进”四级责任体系,明确各级职责清单,并将党组织链条向小区、楼栋、单元延伸,嵌入基层治理最小单元。厦门以党建打破部门壁垒与区域界限,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整合治理资源。通过党员“双报到”机制,机关党员下沉社区,参与政策宣传、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将资源与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此外,“近邻党建”还重塑邻里关系、凝聚人心,通过开展“近邻文化节”等活动,打破邻里“陌生壁垒”,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新格局。
实践证明,以党建为核心构建“近邻”组织体系,是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各环节的有效路径,能让治理力量扎根邻里、服务群众,为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完善“近邻党建”协商机制 提升治理效能
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梗阻,往往源于民意表达不畅、参与渠道狭窄。厦门以“近邻协商”为突破口,搭建多元化议事平台,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治理“参与者”,推动治理从“政府配餐”向“群众点餐”转变。在“近邻党建”引领下,各社区结合实际打造特色协商载体,将民生诉求解决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让治理效能在“零距离”互动中持续释放。
莲岳社区党委聚焦特殊群体需求分散、帮扶力量碎片化问题,搭建“邻里碰头会+帮扶进度会”协商体系。通过党建统筹,整合餐馆、物业、医疗、志愿等资源,将分散力量转化为精准服务合力。建立“需求收集—协商定策—跟踪优化”的全流程闭环,不仅快速响应特殊群体基本生活需求,还动态调整服务、引导其参与社区服务,实现从“被动帮扶”到“主动融入”的升级,填补特殊群体服务空白;西郭社区党委针对老年群体“参与度低、作用未显”痛点,以“近邻党建”培育“银发头雁”协商队伍,搭建“近邻茶话会”“楼栋议事会”等载体。通过组织赋能,将老年群体从“治理对象”变为“治理主角”,引导其在民生项目中收集民意、协调分歧。让银发志愿者参与服务评估与项目监督,形成“党委引领+群众监督”闭环,激活银发动能,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白城社区党委面对高龄化、高慢病化、高空巢化的“三高”挑战,以“近邻党建”创新“银针工作法”协商机制,将党建引领贯穿需求摸排、方案制定、成果转化全过程。搭建“银龄议事会”“友邻圆桌会”等平台,针对无电梯楼栋出行、老人应急就医等难题,联动资源制定个性化方案并推动落地,提升“三高”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可复制经验。
厦门各社区以“近邻党建”为引领,将协商平台建在群众身边,让居民的“金点子”成为治理的“好方子”。这些实践不仅打破了社区治理的“信息壁垒”,更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好氛围。
推广“近邻党建”模式 赋能治理实践
从组织体系重构到治理机制创新,从服务模式优化到情感纽带重塑,“近邻党建”的核心经验,为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基层社区提供了清晰的借鉴路径,助力各地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近邻党建”最核心的可借鉴经验,在于通过党组织体系深度下沉与全域覆盖,重塑基层治理组织核心。其关键是打破传统社区党组织“悬浮化”困境,一方面构建“上级统筹、基层落地”纵向责任链条,明确“市级定方向、区级强统筹、街道补短板、社区抓执行”权责边界,形成闭环管理,避免治理指令层层衰减;另一方面推动党组织向治理末梢延伸,将组织触角嵌入小区、楼栋、单元等最小治理单元,通过设立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楼栋长,让党组织成为连接群众的“毛细血管”。这一经验不分城乡、新旧社区,核心是锚定“党建引领”,以组织体系重构为基层治理提供“主心骨”,支撑治理资源整合调度。“近邻党建”的普适性理念,在于既解决实际问题,更重塑邻里情感联结、唤醒群众参与内生动力。服务供给上,坚持“需求导向”,通过“邻里议事”“民情恳谈”精准捕捉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服务从“政府配餐”向“群众点餐”转变,确保资源用在实处;情感凝聚上,以党建为载体搭建互动平台,开展“近邻文化节”“邻里互助”等活动,打破邻里“陌生壁垒”,强化居民家园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服务暖民心、情感聚人心”的双驱动模式,能破解“群众参与意愿弱”的共性难题,推动治理从“党组织单打独斗”转向“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