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考入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首日，我走进中文64（2）班女生宿舍。八人同住，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摆了四张双层床。成渠同学被安排在我的上铺，可我到时，她已住进下铺。我正不知所措，成渠“呼哧呼哧”喘着大气走进来——天哪，竟是个胖子！我从小县城来，从未见过这么胖的学生。未等她开口，我乖乖爬向上铺，还冲她笑了笑。
成渠身高约摸一米六，体重近七十公斤。她开朗爱笑，更有一副清脆甜美的歌喉，会唱不少中外名曲。她走路虽上气不接下气，却总爱亮嗓高歌。宿舍在四楼，算上地下室和底层，堪比六层高。每次回宿舍，她一步步慢悠悠上楼，或许觉得无聊，便唱起歌来。楼道歌声一起，我们就知道：成渠姐来了！
20世纪60年代，胖子少见。成渠走在校园里格外显眼。初见的同学常面露惊讶，她便自嘲：“别奇怪，我是俄罗斯的！”还真像——她穿裙子、扎头巾走路的模样，活脱脱电影里的俄罗斯姑娘。
开学不久便是国庆中秋。我想请假回家，班主任黄老师却“铁着脸”不准：“第一次在校过节，谁都不许走，班里要办中秋赏月联欢，还要你出节目。”那晚，成渠除了独唱，还与我合唱《洪湖水浪打浪》。她唱高音，我配低音，未经排练，也无伴奏，竟唱得珠联璧合，成了联欢会的亮点。
入学一周后，新生军训。烈日下跑步、正步、俯卧撑，人人汗流浃背。成渠更吃力，跑步总落在队伍末尾，喘着大气紧赶慢赶地垫底。
转眼间到了毕业分配，我去了艰苦的闽东寿宁县锻炼。成渠因身体不佳暂留学校。我到寿宁后得知她仍在校，或许养病，或许等待分配。离校前她来信说，已和男友——一位厦门大学毕业的高中同窗——一同分往河南洛阳拖拉机厂当工人。没想到她因病得福，迟来的分配反成好运。能与心爱之人携手赴厂，当年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事。
我们通信半年多，却不知何故中断了。1998年7月31日，毕业三十年的同学们首次聚会于长乐。我满心期待再见成渠，与她再唱一曲“浪打浪”……然而报到当日，噩耗传来：她已离世多年，是年级两个班最早走的女生。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三十年风霜刻满脸庞，我们都知青春已逝，晚秋已至。流光易逝，时不再来。我想，若成渠还在，会不会已成“俄罗斯”大妈或奶奶？但无论时光如何荏苒，她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位开朗乐观、歌声嘹亮的“俄罗斯”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