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诏安县城，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深桥公社分水关农场插队。
初到乡下，迎接我们的是一片片层层叠叠的梯田。插秧时，赤脚踩进水田，若是脚上忽然一沉，多半是被蚂蟥叮上了。大家早已习惯，并不停手，只管继续弯腰插秧，等一丘田插完，才走到田埂边处理。
有一回，我的双脚竟被十多只蚂蟥缠住，我悄悄躲到一旁，正想一只只揪下来，却被保健室的赤脚医生瞧见了。他高声说：“大家快看，丽湘脚上有多少蚂蟥！”四周的目光一下子聚过来。我心里发慌，脸上却故作镇定，慢慢把蚂蟥往下揪。幸好蚂蟥怕口水，抹上唾沫就容易拔掉，只是每个伤口都在渗血。
后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展开，梯田改成了规格田，每丘田扩大到两亩。除草、拔稗等农活实行“三包”，分田到人。队里讨论时，体谅知青力气有限，决定让我们每人承担两亩。可有人提议，要我像老场员一样包四亩，算是“考验”。我一心想着多干多得，便一口答应下来。
偏偏那时，我被借调到县文艺宣传队排节目，要到市里、省里参加汇演，田里的任务顿时紧张起来。好在知青伙伴和农场老乡纷纷伸手，帮我分担了不少活儿。最终，四亩田的活儿按时做完，这份情谊，一直暖在我心里。
我常感念那些在艰难中帮扶过我的人，也感念这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1977年，因为吃苦肯干，我出席市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图1）；1978年，又出席了共青团福建省代表大会（图2）。
那时物资匮乏，农场米饭倒能保证，每人每天有一斤四两定额。但劳动强度大，我常常克制自己的食量，只吃半份，省下些米，带回家补贴家中口粮。挣的工分分红，也都交给母亲贴补家用。放假回家，长辈总会安排些活儿，比如打煤饼、拆洗被单蚊帐。为了省时，我常把要洗的被褥蚊帐带回农场，洗晒干净，再托顺路的货车司机捎回家。
如今时代不同了，物资丰裕，有些人心似乎也渐渐被金钱冲刷。感情若是用钱称量，便容易失了纯粹。这让人不禁回想，那些不凭财物、只因真心而生的温情，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