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时代方位 践行党校担当
●蔡绿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基层党校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神经末梢”、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服务地方发展的“智囊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肩负着特殊使命。海沧区委党校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立足产业立区发展定位，锚定“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系统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成果转化、严格学员管理，探索出一条聚焦主业、服务大局、富有活力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路径。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层党校如何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将中央精神与区域实际紧密结合，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各项要求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是当前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重要原则，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同时，《条例》开宗明义指出：“党校（行政学院）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党校姓党是党校与生俱来的基因，是党校的最根本原则、最鲜明特征。”这一原则，要求基层党校必须在一切办学活动中体现党的意志、贯彻党的主张、服务党的需要，将“党校姓党”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政治上绝对忠诚，做“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党校是政治学校，是“喊看齐”的地方，要成为传播党的声音的“扩音器”，而非杂音噪声的“发酵池”。基层党校要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所有教学、科研、管理活动都紧紧围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中央决策部署展开，绝不允许任何偏离党的政治路线的言论和行为在党校讲台上出现。通过强化政治训练，引导学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理论上深度扎根，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传播者。党校“姓党”不是口号，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守。基层党校要成为理论武装的“高地”“熔炉”，不仅要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国史、形势政策等内容，更要注重结合厦门经济特区的生动实践，深入浅出地讲透“中国之治”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帮助干部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让干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行动上高度一致，做从严治校的模范执行者。党校教员和学员都是党的干部，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体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基层党校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一方面，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教学设计、学员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立规矩、画红线，明确纪律要求；另一方面，强化过程管理，严格执行学员考核评价机制，将学员在校表现如实反馈给组织部门和派出单位，形成管理闭环。通过营造严肃紧张、活泼有序的学习氛围，引导学员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学习机会，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作者系中共海沧区委党校综合科副科长）
“高山议理堂”创新善治新模式
●陈世界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同安区在莲花镇军营村打造了集“自治公堂、道德讲堂、法治课堂”为一体的协同治村平台——“高山议理堂”。
“议理”，顾名思义，就是村民产生纠纷后让他人帮忙评理、裁判、斡旋、止争。化解乡村纠纷要运用乡土义理、遵循乡土逻辑，议理堂的设立既满足农村当事人以乡土义理展开议事的需要，又在和风细雨中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高山议理堂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情、理、法、诉”的有机融合，将矛盾纠纷解决在村民的“家门口”。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单纯强调法律条文的局限性，充分考虑了山区农村特有的人际关系和文化背景，实现了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通常情况下，村民的矛盾纠纷由调委会、自保会、老人协会等村庄自治力量自行化解。较为疑难、复杂、棘手的矛盾纠纷，自行化解不了的，可以请求法院、司法局和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入调解。村庄自治力量主要依据乡土义理调解纠纷，再由法院、司法局介入进一步解释相关法律，行政机关则从政策依据、行政效果的角度开展调解，在这样的调解模式下，凝聚了“情、理、法”的治理合力。
相较于传统的调解，“高山议理堂”具备三大优势。一是资源下沉，满足群众多元解纷和法律服务需求。“议理堂”以村调委会为支点，由乡贤、调委会成员、司法所和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将网格化资源引入诉调对接，让村民到议理堂说事，由村干部评理、司法局和法院工作人员讲法，镇街干部解读政策，在泡茶聊天中把矛盾说开来、化解掉，在和风细雨中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既满足了农村当事人以乡土义理展开纠纷议事的需要，又将属地性强的涉民生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同时，针对部分群众法律知识相对缺乏，借助“议理堂”平台，通过送法下乡和资源下沉，对村民见怪不怪的日常行为进行法律体检，习以为常的感知盲区施以法律咨询，无力解决的实际困难提供法律援助，让法治思维和法律逻辑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二是强化科技支撑，免去村民群众往来奔波之苦。军营村距离城区三十几公里，村民到司法所申请调解到签订调解协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高山议理堂”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了司法所、法院调解室和议理堂同步在线调解、证据上传、签订协议、司法确认，免去村民来回奔波。三是实用性与观赏性相结合，潜移默化中培养了群众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推行“软法治理”，挖掘村居历史人文资源，注重传承家教家风，加强村规民约建设的同时，把“高山议理堂”打造成实用性与示范性相结合的矛盾纠纷化解平台，融合军营村的景观改造工程，将“高山议理堂”有机融入，形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村民在游览参观时，无形中培养了农村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和水平。
“高山议理堂”的成功实践，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微观应用。“议理堂”通过固定的流程、多元的参与主体和“情、理、法、诉”融合的裁决标准，形成了一套被当地群众广泛接受、信赖的“善治”，有效弥补了基层治理在乡土社会操作中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
（作者系中共同安区委党校高级讲师）
厦门全面深化改革路径探索
●肖培列
厦门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始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和“窗口”。当前，福建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强调要把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厦门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紧扣这一要求，明确了以综合改革试点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的目标任务。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厦门如何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是践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厦门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展现担当作为的现实需要。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求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突破海洋生物、航海装备、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健全土地、资本、数据等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完善政策落实机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能级。紧扣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战略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一是深化港口一体化改革，优化厦门港航线布局，加强与周边港口的协同合作，发展临港产业集群，提升港口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加快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复制推广国际先进经验，在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开放创新试点，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三是强化对外开放平台协同，整合自贸试验区、海丝核心区等平台资源，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平台辐射带动能力，推动“丝路海运”联盟扩容提质，拓展“海丝”朋友圈，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
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按照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的要求，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改革。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鼓励资本、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二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岛外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三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依托海洋资源、闽南文化等优势，发展乡村旅游、都市现代农业、特色手工业等产业，延长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共同富裕。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一是强化海洋生态保护，完善陆海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实施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海湾综合治理等工程，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二是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推广清洁生产技术，降低碳排放强度；三是健全生态治理制度，完善海洋碳汇交易市场，深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
（作者系中共翔安区委党校培训科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
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夏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韧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城市系统的"抗扰、适应、快速恢复"能力，为公共安全提供了更加坚实和可持续的保障基础。应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建设AI驱动的智慧韧性城市及公共安全体系。在风险预警方面，AI技术能够通过分析海量的历史数据和实时监测信息，构建更加精准的风险预测模型，实现对各类风险的提前识别和预警。在应急决策方面，AI技术能够快速生成多套应对方案，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在资源调配方面，AI技术能够实时分析人口流动、交通状况、资源分布等信息，实现应急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系统优化方面，AI技术能够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城市系统的运行模式，提升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因此需要加大对韧性城市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重点支持风险监测预警技术、应急通信技术、智能决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的研发；建立国家韧性城市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产学研资源，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制定韧性城市技术标准体系，规范技术应用和系统建设；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建设协同治理的韧性城市和公共安全体系。在城市内部，应建立更加完善的韧性社区、韧性街区、韧性建筑等多层次韧性体系；在城市之间，将建立跨区域的韧性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风险共担。韧性城市建设需要政府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密切协调和配合，需要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合作协同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实现应急管理的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韧性城市治理格局。
注重以人为本，推进建设公众参与的韧性城市和公共安全体系。韧性城市建设应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和体验，将社区作为韧性建设的基本单元，推动韧性社区建设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使韧性城市建设更加贴近居民需求，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比如在社区规划方面，注重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建设“15分钟生活圈”，确保居民在应急状态下能够就近获得基本生活服务。在社区治理方面，注重居民的参与和自治，建立居民参与的决策机制，提升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注重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建立邻里防灾互助的社会网络。
秉持生态理念，推进建设绿色发展韧性城市和公共安全体系。通过建设海绵城市、发展绿色基础设施、推进生态修复等措施，将自然生态系统的韧性机制引入城市建设中，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韧性城市建设将更加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能源的清洁化、交通的绿色化等方面，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这种绿色化的发展趋势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生态韧性，还能够促进城市的公共安全水平的提升。积极推进能源多元化战略,加大对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构建分布式能源网络、规模化储能设施，在面临大规模停电事故、能源供应中断时，能够维持关键设施与居民基本生活的能源需求。
（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为数据“出海”提供法治保障
●刘远志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今年是我国推进数字中国建设10周年。当前，厦门正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2025年8月《厦门市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支持数据跨境流动创新实践，打造厦门数据港。下一步，应围绕“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综合施策，推进有关法务创新与海外应用，高效统筹发展数字经济、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安全。
积极建设自贸区跨境数据安全服务主体，充分发挥律所等法务主体的专业优势。具体而言，依托现有的技术基础，通过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专业律所等多方协作，打造跨境数据安全的监管和服务体系，为自贸区内外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跨境数据安全法律服务。此外，加强对跨境数据安全服务主体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制定，推动数据安全技术和法律服务的有机结合，为自贸区内外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法律支持。
律师事务所等法务主体对数据跨境相关政策、法律具有较强的解读和应用能力，能够掌握最新动态，提出合规建议。因此，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其专业优势。例如，设立跨境数据安全法律咨询平台，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律所参与平台的运营与管理，为相关组织机构提供数据安全法律咨询和定制化的专项服务。政府可采取补贴、奖励等激励措施，并组织律所为有需要的组织机构提供跨境数据安全相关的专业培训。另外，可以鼓励国内律所与跨境数据安全专家、行业协会等加强交流互动，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和跨境贸易的健康发展。
多元聚合法务资源以细化服务举措，协同完善治理规范体系。汇聚多样法务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力量，为跨境数据安全治理细化服务举措，以贯彻落实服务便利化、管理精细化、执行效能化。面向公众，提供常态化数据出境咨询服务，设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统筹协调服务能力；面向企业，联合律所、行业协会各类组织，发挥各自优势，撰写和编发企业数据出境合规指引，加强对数据出境活动的指导与监督，并通过成立数据跨境政策创新和企业服务工作专班、提供“一对一”服务指导等措施，及时响应企业需求。
与此同时，跨境数据治理法务的落地需要以明确、系统、协调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基础。当前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地方配套规范仍有待细化。在试点区域需要建立涉外法治工作协同机制，统筹政务、商务等部门提升跨境数据合规协同监管能力，进一步推进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灵活适配跨境数据场景。
打造跨境数据安全治理平台，推进科技赋能法务发展。厦门应发挥多区叠加政策红利，统筹资源要素，打造立足福建、服务全国、辐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法治创新集聚区与高能级法律服务平台，形成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数据合规治理样板。
可在海丝中央法务区设立“海丝国际法治研究院”或“跨境数据服务中心”，定期发布权威性合规报告、风险研判和法律政策解读，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合规提供数据支持和智力支撑。同时，强化智库平台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桥梁作用，深入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模式，推动本地律所与高校、跨国企业、科研机构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实验室或国际法务培训班，打造一批通晓国内外数据合规规则、精通跨境法律业务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队伍。
（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学术出版如何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凌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出了全面部署。学术出版作为科技知识传播、学术评价承载和科研成果认证的核心媒介，正日益成为青年科技人才融入学术共同体、展示创新成果、获取科研资源的重要平台。面对全会对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使用的战略要求和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学术出版体系亟须进行系统性改革，构建全方位、全链条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路径体系。
强化出版导向，构建需求牵引的期刊体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出版的主阵地，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加多元、包容的发表平台。一是建设梯队化期刊体系。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的不同成长阶段，构建由顶刊、重点刊、培育刊组成的梯度化期刊阵容。特别是在青年科技人才职业早期，应加强中等层次期刊建设，同时将资源向青年科技人才倾斜，为其提供“第一步”的发表机会。二是培养青年出版人才队伍。应针对青年出版人才进行针对性培养与长期培养，同时期刊主要负责人、期刊编委队伍中45岁以下青年人才占比应逐步提高。同时，鼓励现有期刊设立青年编委、青年评审专家席位，为青年科技人才参与学术治理提供实践平台。三是发展特色化期刊集群。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技术领域，布局建设一批专业特色期刊，为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青年科技人才提供精准发表平台。
创新出版机制，打造青年人才友好型出版生态。出版机制创新是提升学术出版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效果的关键环节，应从评审、传播、服务等多维度进行改革。一是推行育成型评审模式。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经验不足的特点，推广“育成评审”机制，即评审专家不仅对稿件做出采用与否的决定，更通过详细评审意见指导作者完善研究思路、提升论文质量。特别是对于有创新潜力但尚不完善的稿件，可探索“有条件录用+修改指导”模式，降低青年科技人才的投稿门槛，大大提升了青年科技人才的投稿体验和成长空间。二是拓展多元出版形态。打破传统论文的单一出版形式，鼓励数据模型、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多元出版形态。特别是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领域，应重视技术路线、工艺方法、解决方案的出版价值。三是构建快速出版通道。针对科技创新速度快、竞争激烈的特点，为青年科技人才开辟“绿色出版通道”，缩短优秀成果的发表周期。
拓展出版服务，贯通从出版到创新的全链条。强化学术出版对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功能。一是强化出版成果转化服务。可通过与技术交易市场、产业园区、创新孵化器建立合作机制，将出版平台打造为连接青年科技人才与产业需求的桥梁。二是建设学者社交与合作平台。利用学术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联结，将学术出版网络升级为学者社交网络，打造覆盖全国、联通各个学科的高认可度、高使用率的学者社交与合作平台。通过作者推荐、兴趣匹配、合作需求发布等功能，帮助青年科技人才拓展学术人脉、组建研究团队。三是提供学术能力培训资源。在基础层面，聚焦学术规范、论文写作与投稿策略等核心技能培训；在进阶层面，开设数据可视化、科学传播及科研伦理等课程，提升综合素养；在高阶层面，则通过顶尖学者主导的“大师班”传授前沿动态把握学术方向。
（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编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