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那会儿，鸡蛋是稀罕物，考试卷子上不“爬满”红勾，想闻一丁点儿蛋腥味？门都没有。当然也有例外——谁家添丁进口，那象征圆满的红鸡蛋准能送到各家各户。
每回吃鸡蛋，母亲总爱抖开一根棉线，将剥好壳的鸡蛋仔细地一分为二。奇怪的是，妹妹分到的那一半，总是格外圆润饱满。我嘴一瘪，还没来得及吭声，母亲就用手轻敲我的脑壳：“傻小子，哥哥要让着妹妹。”那声音软软的，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要是邻家馋嘴的鼻涕娃正巧在场，母亲还会从我的那一块切出一瓣月牙，塞了过去。末了，她才笑着舔掉指尖沾着的蛋屑。
外婆抱来的那只芦花鸡，勤快得不得了，每天下一个蛋。我和妹妹一放学就往鸡窝里钻，手上蹭到鸡屎也不嫌脏。母亲拿粉笔在墙上画“正”字，说攒够三十个，就蒸蛋燕——那可是闽南乡村宴席的头牌，滑嫩得能照见人影。
日子像馋虫慢慢爬着，第六个“正”字写完整那天，我和妹妹数着墙上歪歪扭扭的“正”字咧开嘴笑。架不住我俩不停追问啥时候蒸蛋燕，母亲从供销社捧回了一大包冬瓜糖。冬瓜糖用油纸裹着，还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打开油纸，甜香飘得满屋都是，馋得人直流口水。
没过几天，妹妹的尖叫声差点掀了屋顶——装鸡蛋的竹篮空了，一个鸡蛋也没剩！她以为家里遭了贼，攥着我的袖口，哭得撕心裂肺。母亲到傍晚才回来，声音轻得像风吹过晾衣绳：“你叔得肺痨住院了……鸡蛋，给他补补身子。”那话轻飘飘的，却砸得人心口生疼。
偏巧芦花鸡歇了窝，不下蛋了。那包冬瓜糖挂在墙上，散发着魔咒般的甜香。我和妹妹组成配合默契的“偷吃联盟”，那包冬瓜糖眼见着一天天“窈窕”起来。
做贼心虚。饭桌上，我俩总是紧张得大气不敢出，母亲却像完全忘了那包冬瓜糖的存在。直到那天，我踩着板凳偷糖时，忽听得身后“吱呀”一声轻响，一扭头撞见母亲正倚着门框看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月光似的温柔：“慢些吃，别噎着。”那一瞬，我喉咙里仿佛卡着一个没剥壳的鸡蛋，突然读懂了母亲分蛋时的偏心、送蛋时的大方，以及她对冬瓜糖的视而不见。原来，母亲的爱里藏着让、舍和包容。
多年后，我给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小姑娘歪着头咯咯笑道：“爸爸好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们幼儿园天天煮鸡蛋，保准请你和姑姑吃到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