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大航海时代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峡两岸学术论坛日前在厦门举行，60余位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海外专家学者齐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等重大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本次论坛由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联合主办，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厦门市石室书院）、厦门市社会科学院共同承办。本版摘要呈现11位主旨演讲嘉宾观点，以飨读者。
文/通讯员 李若杨 吴传华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事业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平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事业，涵盖包括台港澳同胞在内的中国人和海外同胞。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正值世界百年变局之际。民族复兴是变局中的稳定力量，文化繁荣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视角看，民族复兴既是中华文明千年传承与文化焕新，也是每个个体参与、受益并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需深入探讨个人与民族的关系。西方并非只强调个人，中国也重视个人修养，个人与整体并非中西对立。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个体为原初单位、利益最大化天然合理等假设并不成立，人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文化人，具有道德与审美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复制，而是一条独特道路。民族复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中国愿与各国合作共赢，加强青年、地方等交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国家民族的大业，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个人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最终将实现共建共享。
宋代加强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结
台湾中华郑和学会旅美教授汤锦台指出，大运河的开辟加强了对外联系，政治中心东迁后，借黄河连接大运河，南方物产直运北方。自唐朝起海上联系已远至斯里兰卡与非洲，宋代是中外交往鼎盛期，阿拉伯、东南亚使臣汇聚首都汴梁，展现当时开放的世界观与海洋观。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远程海上贸易兴起，北宋前中国船队从广东徐闻、合浦等港出发，经中南半岛至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以黄金、丝绸交换明珠、琉璃；二是东南南海贸易发展，《新唐书》《旧唐书》记载“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考古发现唐代瓷器证实中国商品入菲；《宋史》载“毗舍邪国”（今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人曾至泉州掠铁器，或经台湾；蒲端国（今菲律宾南端）与占城国（今越南中部）建朝贡关系，宋真宗邀其使臣观元宵，显对华敬仰。使臣汇聚内陆汴梁赖海陆联运：阿拉伯人从广州北上，蒲端使臣自宁波入浙东运河，经江南运河、淮河抵汴梁，分段水运虽繁却可行。蒲端墓穴出土宋代青瓷、金石与黄金贡品，其独特独木舟现藏马尼拉博物馆，黄金工艺或由印度人授土著。
发挥香港优势 谱写“一带一路”新篇章
原香港中国旅游集团董事、原中国驻坦桑尼亚共和国大使吕友清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郑和古老航路的传承与升华，东非国家是“一带一路”历史渊源最深的老朋友。“一带一路”的“五通”目标可借旅游业描绘新画卷：旅游业是民心相通的金钥匙，港澳台同胞沿郑和航迹踏东非，是跨越600年的文明对话，情感认同是合作根基；游客需求催生便捷航线、完善设施及跨境贸易，推动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从顶层设计到资本投资，旅游业融合“五通”。香港应承担三重角色：一是历史与未来双门户，引我国客流、资本、技术赴东非，并反向输入其旅游与文化；二是“一国两制”优势放大器，以自由市场、普通法体系提供可信高效国际平台；三是产业创新样板间，输出航空、金融、服务管理经验，助东非旅游升级。他提出四点建议：共筑平台，升级联盟为海上丝路旅游合作论坛；共拓产品，推出“郑和足迹寻访”“香港＋东非”主题线，吸引港澳台青年；共引资本，设绿色发展基金，引责任资本投向东非生态旅游；共育人才，实施“郑和丝路使者”计划，培养沿线旅游人才。
“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一脉相承
香港吴少鹏律师事务所创所主任、原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原香港政府智囊团中央政策组顾问吴少鹏指出，“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一脉相承，民间层面的陆路与海路往来早已存在，官方开拓则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陆路）、620年前郑和下西洋（海路）开始，二者路线与“一带一路”高度相似，是东西方民间往来的历史符号。先秦时的版图还较小，但到西汉时西域河西走廊已纳入中国版图；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交往繁密；元朝时期中西方交往密切；明朝郑和下西洋，极大促进了沿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目前，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个人应在民间层面尽己所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基层力量。
全球南方需打造命运共同体应对国际形势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健芝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全球南方需打造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南方期待中国发挥引领作用，以团结精神替代单纯经济合作。中非合作在这方面有丰富的案例，如建设坦赞铁路时中国对非洲无偿援助，中国帮助布基纳法索生产自有品牌电动车等等。目前，受西方主流媒体论述影响，我们对非洲文化存在一定偏见。所以中非合作需在文化层面下功夫，把中国的理念推广到全球。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当时主张的独立自主、团结协作、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是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今天，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共同富裕”，也应推动成为全球南方的共同目标，在尊重各国意愿的基础上，加强其能力建设。
澳门应加强“中葡平台”建设
澳门圣若瑟大学副校长张曙光表示，中央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一平台”即推动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葡语系国家共9个主权国、4个地区，其中包括澳门，横跨四大洲，多向海而生，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目的地。“中葡平台”是2003年10月份设立的，由中央政府发起、商务部主办、澳门承办，9个葡语国家均为成员国，其中6个来自非洲。可以从六维度来看“中葡平台”：历史文化上，葡语系国家联系稳固，是特色国际政治经济板块；地缘政治上，是中外交流的桥头堡，如葡萄牙连欧洲、巴西连南美、东帝汶连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等，具全球南方支点意义；地缘经济上，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计占全球15%人口、23%经济总量，处国际航运大动脉，可链接欧盟、南美、非洲及东盟等市场，是中非论坛重要补充；机制化方面，每三年一次部长级会议，设常设秘书处，2010年成立10亿美元中葡经贸发展基金；合作范围广，兼顾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每年对亚非系葡语系国家企业界、社区领导和政府官员的培训名额有几千个。目前，平台已经建立，但如何充分发挥平台作用，还需要继续探索和努力。
分析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田丰指出，此次南非G20峰会聚焦抗灾能力、债务可持续性、能源转型及关键矿产开发，为国际社会关注非洲经济发展提供机遇。非洲坐拥全球30%矿产储量、65%未开垦耕地及丰富水资源，能源转型所需的钴、锰等资源集中，人口红利显著。但面临经济增长、粮食安全、能源获取、气候变化、就业、安全、债务等多领域严峻挑战，特点包括：一是多领域交织，如南苏丹冲突加剧宏观经济挑战，非洲之角干旱加大安全风险；二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存，既有国家间冲突、恐怖主义等传统安全，也有混合战争、气候治理、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三是跨国问题突出，受全球环境影响，如厄尔尼诺现象加剧非洲洪水，全球经济不稳定、地缘动荡加剧粮食不安全。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合作弱化，贸易紧张、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暴力冲突等都可能对非洲经济增长造成冲击。非洲要将潜力转化为动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国际社会与全球南方携手利用G20等平台加强合作。非洲要增强经济韧性，通过推动贸易多元化，利用中非合作机遇等解决一系列问题。
考研《坤舆万国全图》中“水潮峰”和“雪山”的定位
香港中美文经交流协会会长王胜炜指出，《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所以考察分析《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水潮峰”和“雪山”的具体地理位置，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水潮峰”字面含“山”或“岬角”之意，指可观测潮汐的突出陆地。通过潮汐原理及坐标对比可发现，皮尔斯岬（Cape Peirce）就是水潮峰，其坐标与现代地图高度吻合，与《坤舆万国全图》所标注的一致，而且根据美国观测站记录，这里也符合“水潮”特征。关于“雪山”的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法给出判断。
加强明代航海图、航海定位定向仪器考察
中国科学院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香港珠海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院士冯锦荣指出，牵星板是一种古代航海用来测量星体高度的仪器，郑和船队中就有水手懂得使用牵星板，显示出当时航海技术不断发展。当时另外一个定位仪器罗盘出现在《东西洋航海图》里，这是在其他航海图中没有见过的。该航海图原本被牛津大学收藏，2008年被一位美国研究者发现。明代是一个宗教开放的朝代，当时中国境内很多宗教人士，每日礼拜需要准确的方向，郑和船队在海洋里往南边走，需要利用罗盘来定位礼拜的准确方向。与此同时，郑和船队的船员有一些阿拉伯人，说明船队具有国际性。
澳门是中国与非洲葡语国家的“超级联络人”
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秘书长陈志峰指出，世界经济新引擎在非洲，非洲有6个葡语国家，澳门是中国与非洲葡语国连接的核心。1999年澳门回归后，角色正从桥梁升级为具精准联系功能的“超级联络人”，这是澳门自身机遇，更是服务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非洲葡语国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起跑线，需求与中国完美匹配，且需赋能自主发展的伙伴，中国经验恰是所需。澳门在联系葡语国家上有共同语言传统、商事法律体系、百年人文网络优势，更有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而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一员，澳门背靠活力经济腹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目前，澳门在与葡语国家交往中担任四大核心功能：信息枢纽、专业服务、产业对接、人民币结算。未来可通过打造标杆项目、强化人才建设、加强数字合作来拓展中国和非洲葡语国家合作新篇章，实现共赢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实践与启示
福建江夏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郑竹群指出，福建从改革开放初期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发展至1978—2023年GDP增长率居全国首位，这种低起点快速追赶使其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样本。1980年厦门成为首批经济特区，探索改革开放，打开对外开放通道，形成对台、东南亚活跃贸易投资。此后福建快速成长，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泉州特别是晋江、石狮形成鞋服、纺织等外向型轻工业“前店后厂”模式；加入WTO后嵌入全球产业链，形成厦漳泉经济核心带；进入2012-2015年转向数字化、绿色经济、智能化，宁德时代成新能源电池标杆，“数字福建”推动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农业品牌化生态转型，如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福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依靠三股力量，一是民营经济，这是福建省现代化的发动机；二是海外侨胞，带来了海外市场以及本地制造的转向；三是政府搭台唱戏整合，民间力量被最大化激发。对全球南方的启示：不利条件可转化为开放优势；先行先试制度比全面改革更可行；民企应是现代化核心力量；善用侨民网络转化情感资本；后发国家可跳过传统重工业，直接走绿色工业化与数字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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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分论坛设“郑和下西洋620周年”“海峡两岸暨港澳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峡两岸暨港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四大全球倡议与‘全球南方’发展”四个分议题。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达成广泛共识。
分议题一围绕郑和下西洋历史影响展开讨论，总结了郑和下西洋的四大历史影响。宗教信仰层面，郑和航海与妈祖信仰紧密联结，成为航海者的精神支撑，逐步发展为延续至今的信仰文化，妈祖绕境等民俗盛举代代传承。文学领域，民间文学将郑和形象神话化，使其精神价值长久流传。发展维度，台湾因地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地理优势，商业经济价值突出，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焦点，印证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必然性。法律层面，海禁制度与郑和下西洋并不违背和冲突，相反郑和下西洋可视为明朝海禁政策下的特殊官方活动，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海禁，限制打击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和活动。
分议题二聚焦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实践，围绕澜湄流域治理合作、中国与非洲中东现代化互动合作，结合郑和下西洋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医药及中华文化传播展开讨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面向全球南方进行多维度对话。研讨指出，澜湄流域水资源与环保合作取得进展，但气候变迁及上下游协调仍存挑战，平衡自身用水与他国权益成为核心议题；中国与斐济、津巴布韦的知识合作，以及中非现代化深度对接，为全球南方崛起注入动力；借助郑和下西洋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医药正在保障航行健康、服务外交及本草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分议题三从历史与现实维度解读“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文明互动的重要动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延续开放合作理念。海洋战略层面，李鸿章海军建构思想印证近代中国关于海洋力量对区域安全、贸易及国际合作关键作用的认知。区域合作方面，两岸在技术、产业及市场上高度互补，港澳地区区位、产业优势显著，联动可提升国际航运体系效能，共促经济繁荣。中印尼合作在基建、能源等领域机遇与风险并存，平衡发展与稳定是关键。法律层面，郑和航海与“一带一路”均秉持和平合作理念，完善法律规范与国际规则是可持续合作的制度基础。
分议题四探讨“四大全球倡议”与“全球南方”发展新路径，认为“四大全球倡议”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大国崛起冲突论，提出权利共生性理念，为“全球南方”崛起提供新路径。实践中，“全球南方”通过话语升级、制度自主及平台构建，逐步成为具备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美洲区域治理经验表明，开放包容、利益平衡等原则是区域发展的关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理念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