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三个维度

　　●张劲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将“改革”与“开放”分别进行专题论述，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并专章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考察时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我们要将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一体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进一步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

　　历史之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强大动力，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成功密码。从广义上理解，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因为开放需要变革原有的体制机制，才能更有机地融入世界经济。因此，党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以点带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伊始，我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对经济体制市场化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进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全面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接，我国不断推进外贸管理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接连出台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又在全国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上升到自由贸易港层次。此外，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向世界各国提供一个重要公共产品，探索国际经贸合作的一种新模式，成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创之举。这些贸易新体制、合作新探索在投资管理制度、金融开放创新、政府职能转变、要素市场配置等多方面推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制度创新成果。

　　实践证明，开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路径之维：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以来，以自贸试验区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为主要标志，我国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要求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安排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通相容，是更高水平的开放。面向“十五五”,要进一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发挥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功能。作为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平台，自贸试验区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以厦门自贸片区为例，目前已累计推出632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53项；31项“厦门经验”获国务院向全国推广。

　　二是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一方面，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范围上要完善与南亚国家自贸协定，推动与更多有意愿的国家商签自贸协定。另一方面，在领域上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新型机制。此外，在管理制度上，进一步促进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改革。

　　三是以申请加入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为动力，突破深层的改革难题。我国正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并与一些国家协商签订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就要求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相关规则体系的构建，让国内规则能够与国际规则对接相通。

　　目标之维：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和必然要求。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必然要求以系统性思维破除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进一步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要立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解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参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深化垄断行业、公用事业等领域改革。同时，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政府的管理体制上，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上，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着力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化营商环境。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