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春燕
今年夏天，我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看望父母。乡村宁静，空气清新，可我的顽疾——剧烈咳嗽却不时发作。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执意要带我去县中医院：“有位大夫治咳嗽很拿手，咱们这就去！”
我有些不以为然。这些年，我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看过不下十位专家，服过无数药方，咳嗽却始终如影随形。一个县医院的大夫，能有什么妙方？但拗不过母亲的坚持，还是驱车三十里去了医院。取药时，母亲说：“咱们自己煎药，早喝早好。”
“自己煎会不会太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母亲答得干脆。
直到亲眼看见母亲煎药，我才明白这句“不麻烦”是多么善意的谎言！
煎药前，要先将药材在冷水中浸泡两小时，让干枯的草药慢慢苏醒。虽然村里早已普及电磁炉，母亲却坚持用柴火——她搬出旧火炉，熟练地生火添柴。不一会儿，小院里便飘起淡淡的松木香，火舌欢快地舔着漆黑的砂锅底。这只砂锅用了很多年，黝黑发亮，圆滚滚的肚子里不知熬过多少苦药，又煎出多少希望。
药锅里的水渐渐沸腾，药材在滚水中沉浮，像一支默契的合唱团，各自释放着药性，又彼此成全。
虽是傍晚，气温仍逼近40摄氏度。我躲在空调房里吃西瓜，隔窗望见母亲守在炉边——她不时搅动药材，偶尔添根柴火。汗珠顺着她的发梢滚落，衣衫早已湿透。炉旁热浪灼人，铁皮炉体烤得发红，少说也有50摄氏度。我心疼地喊她进来歇会儿。
“熬药得用心，心诚则灵。”母亲头也不抬，“守着火候，勤搅动，药效才能全出来……”
二十分钟后，一锅棕褐色的药汤泛着微光。母亲仔细滤出药汁，又加水煎第二遍。最后得到两小碗药汤，她催我趁热服下。
不知是大夫医术高明，还是药材地道，抑或母亲这份虔诚的煎熬——几碗药下去，纠缠我多年的咳嗽竟奇迹般减轻了！返厦前，我特意带了几包药材，决心学着母亲的样子煎药。
如今每次熬药，灶台上的蒸气里总会浮现那个画面：盛夏黄昏，母亲守着红泥火炉，任汗水浸透衣衫。这世上，再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把我的病痛当作自己的苦难，把我的安康视为毕生心愿。